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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
2002年的改革激發了兩種人的捐助熱情，而且提高了他們捐助的重要性。第一種人是「大捐助者」（the Mega-Donors），也就是非常有錢並認為有責任捐款的人。現在，他們不再把錢捐給政黨的專職工作人員，而是把錢捐給擁護某一政黨的
527團體，他們把自己稱為射手。
2006年的中期選舉，
527團體籌集到的資金大約有
3.
8億美元，與
2002年的籌款額相比，至少增加了三分之一。據
2004年的報道稱，五位大捐助者（其中的兩人是一對夫婦）為傾向於民主黨的
527團體的捐助款項高達
7800萬美元，約為民主黨所獲捐款總額的四分之一。
第二種人是「精英捐助者」（Elite Donors），即夫妻二人年收入
30萬美元以上而且可以毫不猶豫地捐出
10000美元的人。他們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職業人士，而且一般選民所面對的問題，基本上與他們無關。他們有醫療保險，有學校，有住房。他們大多是占人口
5%的收入較高的人，其中大部分是占人口
1%的收入最高的人。美國的政治候選人與人共進晚餐的時間，這些人可能要占去一半，而另一半的時間才屬於其餘
95%的人。
這樣，向
527團體捐款的大捐助者和日益強大的精英捐助者，共同構成了一個在政治中發揮越來越重要作用的新型捐助者群體——統計數據表明，他們的想法與選民的想法毫無共同之處。他們不僅與選民的想法不一樣，而且把討論引向了更加表面的問題。過去的精英們創辦了大眾廣播公司（PBS），但是，今天的精英階層是不會收看大眾廣播公司的節目的。
關於領導集團徹底脫離大眾的經典描述，是暴君尼祿（Nero）在羅馬城發生火災時仍然在彈琴作樂，不過我們現在的情況還沒有達到那麼嚴重的程度。但是，所有這一切的另一面卻更加清楚地證明，選民不是傻瓜的原則，是完全適用於大眾選民的。與以往相比，大眾選民的思想更加敏鋭、見識更加廣博、受教育的程度更高，而且，他們更加實在了。所以，如果能把喋喋不休的精英和不切實際的記者的那些說法拋到一邊，你就能夠與某些非常聰明的人對話。
◎第七部分 少男少女們（
1）
輕度精神失調的孩子
如果只有一小部分美國人能上大學，人們對學生們的不同「學習方式」，或者說是學習障礙本身，就不會那麼擔心了。如果你不存在語言表達的問題，那麼你就會有很多其他的謀生手段。
但是，目前美國大部分高收入的工作，都要求大學畢業的文化水平，而大部分大學又把高水平的思維作為錄取學生的要求，於是，人們對學生們的閲讀、寫作、拼寫、推理、記憶和組織信息的技能，忽然間更加關心了。結果，有大量的年輕人被診斷為患有學習障礙、精神失調和以前未予注意的其他病症。
當然，不應把有學習障礙的年輕人混同於有嚴重精神疾病的孩子，令人遺憾的是，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孩子的數量也在增加（兒童自閉症患者的數量自
1992年以來已經增長了九倍；而在
1977年到
2000年之間，接受抗精神病藥物治療的兒童的數量激增了
138%）。不，大部分今天被診斷為患有學習障礙的孩子所表現出的微妙癥狀，在一代人以前很可能就是一種未被注意到的癥狀，對這些癥狀的認識，因對兒童發展以及對家長與學校的研究的加深而更加深入了。
差別早在孩子們學步的時候就已經清楚地表現出來了。一個孩子，在
25年前可能被認為是「易激動的」，現在就可能被診斷為「感知綜合機能障礙」（Sensory Integration Dysfunction）。患有這種癥狀的孩子，或者感知意識過度，或者感知意識不足，所以他們會認為燈光太亮，聲音太響，或者是感到衣服穿在身上不舒服。
一個孩子，在
25年前可能被認為是「運動能力低下」（Non-athletic），而在今天，很可能被診斷為「動作計劃」（motor-planning）有問題，或者說是在身體運動的計劃和實施方面智力低下。
新的精神失調的類別在不斷增加。所以從孩提時期，到兒童時期，再到少年時期，孩子們被診斷為患有閲讀、書寫、說話、傾聽和計算障礙的人數，簡直可以說是像爆炸一樣在增長。根據聯邦殘疾人教育法（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IEDA）關於「特定學習障礙」的定義，患有學習障礙的孩子的數量，在過去的
30年裡增加了
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