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頁
雖然「個性」有時可以體現一個人某種最重要的品質，例如可靠和正派，但也常常意味着某種一時的和表面的東西，例如，喜歡與某個人一道喝啤酒。當然，討人喜歡和個人魅力是選擇總統的重要因素。但是，它們比解決醫療保險問題和創造就業機會更重要嗎？絶大部分美國人都會認為不是這樣。坦率地說，只有非常有錢的人才會做出肯定的回答。持肯定態度的還有媒體的專欄作家。《紐約時報》等報刊認為，它們過去過于嚴肅，沒有抓住關注個人的趨勢，所以，《紐約時報》現在有了撰寫人物心理文章的專欄作家莫琳·多德（Maureen Dowd），新聞記者馬克·萊博維奇（Mark Leibovich）關於候選人個性的文章也登上了報紙的頭版。《紐約時報》的作法不過是在步《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的後塵，《華盛頓郵報》的記者們，例如洛伊絲·羅馬諾（Lois Romano），多年以前就開始關注個性問題了。
2007年
3月，甚至《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也刊登了關於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的服飾，關於約翰·愛德華茲（John Edwards）的娃娃相和魯迪·朱利亞尼（Rudy Giuliani）與權勢人物關係的文章。突然間，《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開始刊登閒話類的文章了，而《克利夫蘭直言者報》（Cleveland Plain Dealer）和《堪薩斯城星報》（Kansas City Star）卻開始刊登深入分析問題的文章了。在今天的精英們眼中，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過于死板，他只適合做大眾和平運動的領導者。
就許多方面而言，智者變成了愚者，傻瓜變成了聰明人。有多少脫口秀的嘉賓的年收入不到
10萬美元？有多少記者會與年收入不到
10萬美元的蕓蕓大眾談話？精英們的信息圈主要是由
10%收入最高的人構成的，雖然精英們過去也曾推動過更實質問題的討論，但他們今天的作為卻恰恰相反。今天的精英們更熱衷的是漫談，他們討論的不再是實質性的問題，他們把討論引向了表面的問題。
如果以上所說的「小報變大報」（Tabloid Papers of Record），「大報變小報」（Real-News Rags）的現象，不是一種怪異的現象，那麼它就有可能說明一個問題，精英和大眾看待領導者的不同方式，已經對總統選舉的失真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由於競選捐助的法律發生了旨在使金錢與政治相分離的變化，一批新型的「越來越重要的捐助者」湧現了出來，他們能夠對候選人的選擇和競選施加比以往更大的影響。現在，少數捐助者捐贈大筆款項的情況，已經被捐贈額為
10000美元以內的大批捐助者所取代。這些捐助者的年收入都超過了
10萬美元。（除了他們，有誰能夠在納稅之後為一位政治家的初選和大選分別捐贈
2300美元呢？）如上所述，這表明他們几乎都不是主流的選民。
現在來看看新型的政治捐贈者具有多麼重要的影響。
1974年水門事件之後，國會為了清理政治捐款的混亂狀況，通過了一系列改革競選捐助的法案，以限制競選捐款的額度和增加捐款的透明度。但是，這些法案沒有對「軟錢」（soft money）——用於一般「政黨建設活動」的政治捐款——做出規定，例如利用軟錢撈取選票。所以，幾十年來，關於軟錢的條款被濫用了。
2002年，國會通過了一套改革法案，法案取消了軟錢，但把「硬錢」（hard money）——個人向候選人的捐款——的最高限額提高了一倍。（以
2007年為例，每一個人向每一位候選人捐款的限額，是初選和大選各
1300美元；每一個人向每一個政黨的捐款限額是
28500美元，兩年內聯邦選舉的捐款限額為
108200美元）但是，這一屆國會沒有對非贏利組織的捐款做出規定，所謂非贏利組織，就是根據稅法
527條組建的政治團體。現在，
527團體（例如右翼的「尋求真相的快艇老兵」組織 [Swift Boat Veterans for Truth]，「爭取美國進步」組織[Progress for America]；左翼的「前進組織」[MoveOn.org]，服務業僱員國際聯盟[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忠實於政黨的有錢人籌款，而且可以利用這些資金去做以前政黨所做的事，例如，為某些問題做辯護，播發有針對性的商業電視節目，以及撈取選票，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