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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一開始就通過周進、范進中舉前後的悲喜劇，揭示了科舉制度是怎樣腐蝕着文士的心靈，以及士子們熱中科舉的原因。六十多歲的周進，因未曾進學，不得不卑躬屈節，忍受着新進學的梅三相公的嘲笑；還替前科新中的王舉人掃了一早晨「鷄骨頭、鴨翅膀、魚刺、瓜子殻」。後來連教館之職也失去了，只得給商人記帳。當他一見貢院號板，就禁不住萬感俱發，一頭撞去，哭得死去活來。而當商人們答應替他捐個監生時，他竟爬到地上磕頭說：「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進變驢變馬，也要報效!」范進也是個連考二十餘次不取的老童生，發榜那天，家裡沒有早飯米，只得抱了正在下蛋的母鷄到集上去賣。聽到中舉的消息後，他起初不敢相信，既而「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歡喜得發了瘋。直到挨了丈人胡屠戶的耳光之後才清醒過來。從此他就「平步登天」，有許多人來奉承他，不到兩三個月，田產房屋，奴僕丫鬟都有了。由此可見，士子們的熱中科舉，不過是為了爬上統治階級地位，陞官發財，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臧蓼齋說他為什麼要拚命花錢補個稟生時道：「稟生，一來中的多，中了就做官。就是不中，十幾年貢了，朝廷試過，就是去做知縣推官，穿螺螄結底的靴，坐堂、灑簽、打人」。也清楚表明了這一點。科舉既然成了讀書人獵取功名富貴的唯一手段，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作品中的馬二先生甚至迷信八股到這樣的程度，他說：「舉業二字是從古至今人人必要做的……就是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另一個人物魯編修認為：「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隨你做甚麼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任你做出甚麼來都是野狐禪，邪魔外道」。在他的影響下，女兒魯小姐也在曉妝台畔，刺繡床前，擺滿了一部一部的八股文。甚至因丈夫八股「不甚在行」而愁眉淚眼，怨他誤了自己終身。匡超人出身貧困，原也還純潔樸實，用自己的勞動養活父母。自從聽了馬二先生的「勸導」後，逐漸熱中舉業，後來得到李知縣的賞識，追求功名富貴之心更熱切了。為了府考，竟丟下重病的父親。當他考取秀才後，就在杭州與那批斗方名士鬼混，選文章、騙飯吃。還跟潘三一起，假刻圖章，短截公文，設計代考。。以後又到京城攀高結貴，拋棄原妻，並恬不知恥地說：「戲文上說的蔡狀元招贅牛相府，傳為佳話，這又何妨!」就這樣，作者通過一連串人物活動，揭示了八股文、科舉制度怎樣使一些樸實的年輕人，逐漸墮落為追求名利的庸人，甚至變成了忘恩負義的無賴!
作品還寫了一群考取科名的讀書人，他們出仕則為貪官污吏，居鄉則為土豪劣紳，從而進一步暴露了科舉制度的罪惡，同時也反映了當時政治的窳敗。王惠當了南昌太守，一到任就問：「地方人情，可有什麼出產‧詞訟裡可也略有些什麼通融‧」他唸唸不忘的是「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衙門裡就滿是「戥子聲、算盤聲、板子聲」，「合城的人，無一個不知道太守的利害，睡夢裡也是怕的」。高要的湯知縣為了表示「清廉」，竟枷死向他行賄五十斤牛肉的回教老師父，引起回民鳴鑼罷市。彭澤縣大姑塘附近兩隻鹽船被搶，告到縣裡，反而挨了知縣的二十大板。這些官吏就憑藉科舉得意，陞官發財，作威作福；而貪狠、蠻橫則成了他們的共同特性。即使不作官，他們也能以貢生、舉人的特權，通過同年或師生關係，勾結官府，魚肉人民。退仕的張靜齋就是本鄉的惡棍。嚴貢生橫行鄉裡，他強圈別人的豬，沒有借給別人錢卻向人要利息，訛詐船家，霸佔二房產業，是個典型的劣紳。
在諷刺舉業中人物的同時，作品還用了大量篇幅刻劃那些「假托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為高」的人物。他們大都是科名蹭蹬的讀書人，以風流名士自居，過着無卿的寄生生活。婁三、婁四公子因功名失意，滿腹牢騷，回到家鄉，自命為少年名士，把那些假名士、假高人、假俠客尊為上賓，結果落了一場沒趣。無數斗方名士靠胡謅幾句詩，沽名釣譽。連醫生趙雪齋，開頭巾店的景蘭江，鹽務巡商支劍峰也假託名士，趨炎附勢。作品通過他們的所謂詩酒風流的生活和招搖撞騙的行徑，從另一方面反映了封建文士們的生活真實，指責了科舉給社會帶來的不良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