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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演義》是一部歷史小說，它既以民間傳說為基礎，又儘量以《三國志》及裴松之注為依據。章學誠說它是「七分實事，三分虛構」(《丙辰札記》)，民間也是「真三國，假封神」的說法。從全書史事綱目、人物事蹟輪廓來看，這些評論大體是合乎實際的。但是，我們如果把《三國志》及裴注和《演義》再作一些具體的對比，就可以看出兩者之間不僅在思想傾向上有尊曹尊劉之分，而且在內容比重上也各有輕重。《三國志》中，魏志三十捲，蜀志十五卷，吳志二十捲，而《演義》裡則有將近五分之三的回目是有關蜀國及其人物的故事的。在故事情節和人物塑造上，也有很大的出入。凡是《演義》中精彩豐富的故事，生龍活虎的人物，往往是虛多於實的。因此，我們必須把這部歷史小說看成藝術作品，即使它客觀上起着傳播歷史知識的作用，我們也必須把它和歷史書區別開來。章學誠因為它「七實三虛」而批評它「以致觀者往往為所淆亂」，就是因為把它當成歷史書的緣故。謝肇淛從文學的角度批評它「太實則近腐」，又是因為沒有充分估計那些虛多於實的情節和人物創造的成就。幾百年來，曹操、諸葛亮等人物成為奸詐和智慧的代名詞，是和《演義》的深入人心分不開的。
一般歷史演義往往是在排比正史材料之外，穿插鋪敘一些野史逸聞，在故事情節上可能收到一些曲折離奇的效果，但人物的精神性格卻很空洞平板。《三國演義》的作者顯然是選擇了另一條艱苦的創作道路。作者的創作方法基本是現實主義的，他根據正史記載和民間傳說加以擴展，估計人物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可能有的言語行動，作了生動具體的描繪。並剔除了傳說中一些過于離奇的成分。但是由於許多人物的故事千百年來在群眾中流傳，經過不斷的加工創造，因此，這些人物的性格、品德和才能已經不同程度地超越了特定歷史人物。作者又在這些傳說上加以想象發揮，他們在性格也就更完整、更充實、更鮮明了。像諸葛亮在赤壁之戰、三氣周瑜、七擒孟獲等事件中料事如神的智慧，關羽在溫酒斬華雄、單刀赴會中威風凜凜的英雄氣概，以及張飛喝退百萬曹兵，趙雲單騎救主等情節，都充滿了浪漫主義的傳奇色彩。儘管有些事蹟或多或少有歷史根據，但把它生發開來，使之豐富、鮮明、擴大，仍然是人民和作家的功績。這許多地方往往體現着現實和理想的結合，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結合。
《演義》的藝術結構，既宏偉壯闊，又不失嚴密的精巧。全書時間漫長，人物眾多，事件複雜，頭緒紛繁。既要照顧歷史事實的基礎，又要適應藝術情節的連貫，這在客觀上增加了不少困難。但作者卻能以蜀漢為中心，抓住三國矛盾鬥爭的主綫，井然有序地展開故事情節。既曲折變化，又前後貫串，賓主照應，脈絡分明，構成了一個基本完美的藝術整體，較少瑣碎支離的情況。這在古典小說中是少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