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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詩歌，不僅糾正了大曆以來的平庸詩風，而且在中唐詩壇上開創了一個新的局面，把新的語言風格、章法技巧引入詩壇，從而擴大了詩的領域，但是也帶來了以文為詩，講才學，發議論，追求險怪等不良風氣。中唐時代的詩人賈島、盧仝、馬異、李賀等人，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他的影響。不僅學習了他的優點，也學習了他的缺點。這種影響，甚至延及北宋、晚清的許多詩人。
第八章 古文運動和韓愈、柳宗元的古文
第一節 古文運動
唐以前，在文學上無所謂古文。古文概念的提出，始於韓愈(註：見《師說》、《與馮宿論文書》、《題(歐陽生)哀辭後》、《考功員外盧君墓誌銘》等篇。)。他把自己的奇句單行、上繼先秦兩漢文體的散文稱為古文，並使之和「俗下文字」，即六朝以來流行已久的駢文對立。在唐德宗貞元時期，由於韓愈的努力提倡，古文發生了廣泛的影響。許多人向韓愈請教，一時「韓門弟子」甚眾。而李翱、皇甫提等則都是著名的韓愈的追隨者、擁護者。到了唐憲宗元和時期，又得柳宗元的大力支持，古文的業績更著，影響更大。從貞元到元和的二三十年間，古文逐漸壓倒了駢文，成為文壇的主要風尚，這就是文學史上所謂「古文運動」。
但是這個運動，並非突如其來，而是有其發展過程的。散文的駢儷化，原是兩漢以來散文和辭賦發展的結果。六朝時代，士族文人以駢辭儷句掩蓋他們生活內容的空虛，駢文逐漸成為文壇的統治形式。但在駢文鼎盛的當時，也就萌發了對立的復古思想。齊梁時劉勰著《文心雕龍》便提出了文學應該「宗經」、「徵聖」和「明道」的主張。裴子野的《彫蟲論》，也反對駢儷文的「擯落六藝」，「非止乎禮義」。在北朝，西魏宇文泰提倡復古，蘇綽仿《尚書》作《大誥》，成為無生氣的擬古。北齊顏之推，也認為文章應「以古之制裁為本，今之辭調為末」(《顏氏家訓·文章篇》)。隋文帝楊堅統一北中國後，于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當時李諤上書，同樣主張復古(《隋書·李諤傳》)。隋唐之際，王通更以排斥異端，復興儒學正統的繼承者自居，他的《中說》，在論文時就非常強調「道」的內容，已初具文以載道的觀念。唐初文風，沿南朝駢儷之習，王勃、楊炯等雖對當時文壇有所不滿，但他們還是以駢文名重一時。陳子昂出來，又大張復古的旗幟。他的功績，固然是在詩的革新方面，但對文風的轉變也起了一些促進的作用。「今觀其集，惟諸表序猶沿俳儷之習，若論事書疏之類，實疏樸近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四九)陳子昂以後，「屬詞皆以經典為本，時人欽慕之，文體一變。」(《舊唐書·文苑傳》)但唐玄宗開元時期，蘇廷、張說號稱「大手筆」，他們雖主張「崇雅黜浮」，而駢文的陳腐習氣實際還是很重的。直到天寶以後，蕭穎士、李華、元結、獨孤及、梁肅、柳冕等人繼起，復古的思潮才進一步高漲起來。他們研習經典，以儒家思想為依歸，真正成為韓、柳古文運動的先驅。蕭穎士以為「平生屬文，格不近俗，凡所擬議，必希古文」；「魏晉以還，未嘗留意。」(《贈韋司業書》)李華則認為「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贈禮部尚書清河孝公崔沔集序》)。他的文章「大抵以五經為泉源」，「非夫子之旨不書」，是「文章中興」的開啟者(獨孤及《趙郡李公中集序》)。元結則從創作實踐上，力變俳偶為散體，多記敘山木園亭和表現憤世疾俗之作。獨孤及強調「先道德而後文學」；特別推崇兩漢文章，認為「荀、孟樸而少文，屈、宋華而無根，有以取正，其賈生、史遷、班孟堅云爾」(梁肅《毗陵集後序》)。梁肅文論思想受獨孤及的影響，更提出「氣能兼詞」的論點(《李翰前集序》)。柳冕以儒道為根本的文學思想，更系統，惟不善為文，自謂「意雖復古，而不逮古」；「言雖近道，辭則不文」。總之，關於文章必須宗經、載道、取法三代兩漢的思想，在韓柳之前已提得越來越明顯，而且這些主張的基本精神是和韓柳一致的。只是他們在創作實踐中，都還未能徹底擺脫駢文家的積習，卓然有所樹立，從而改變一代的文風。但完全可以肯定，他們在文論上的主張，或創作中的努力，是為韓柳古文運動作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