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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始終關懷着國家命運，象「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這類詩句是很多的。隨着國家局勢的轉變，他的愛國詩篇也有了不同的內容。比如，在安史之亂期間，他夢想和渴望的就已經不是周公、孔子，而是呂尚、諸葛亮那樣的軍事人物：「淒其望呂葛，不復夢周孔。」(《晚登襄上堂》)他大聲疾呼：「猛將宜嘗膽，龍泉必在腰!」(《寄董卿嘉榮》)而「哀鳴思戰鬥，迥立向蒼蒼」(《秦州雜詩》)，也決不只是寫的一匹「老肅霜」，而是蘊含著一種急欲殺敵致果的報國心情在內的詩人自己的形象。因此從最深刻的意義上來說，「三吏」、「三別」並非只是揭露兵役黑暗、同情人民痛苦的諷刺詩，同時也是愛國的詩篇。因為在這些詩中也反映出並歌頌了廣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愛國精神。「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新婚別》)這是人民的呼聲，時代的呼聲，也是詩人自己通過新娘子的口發出的愛國號召。黃家舒說：「均一兵車行役之淚，而太平黷武，則志在安邊；神京陸沈，則義嚴討賊。」(《杜詩註解》序)從戰爭的性質指出杜甫由反戰到主戰同樣是從國家人民的利益出發，是有見地的。
「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蝥賊!」(《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一個愛國愛民的詩人，對統治階級的各種禍國殃民的罪行也必然是懷着強烈的憎恨，而這也就是杜詩人民性的第三個特徵。
杜甫的諷刺面非常廣，也不論對象是誰。早在困守長安時期，他就抨擊了唐玄宗的窮兵黷武，致使人民流血破產。在這方面，《兵車行》是有其代表性的：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裡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鷄。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在《前出塞》中，詩人也代人民提出了同樣的抗議：「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
楊國忠兄妹，當時炙手可熱，勢傾天下，但杜甫卻在《麗人行》中揭露了他們的奢侈荒淫的面目：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綉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微闔葉垂鬢唇。背後何所見，珠壓腰及穩稱身。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紫駝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犀箸厭飫久未下，巒刀縷切空紛綸。黃門飛空不動塵，禦廚絡繹送八珍。簫鼓哀吟感鬼神，賓從雜沓實要津。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楊花雪落復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勢絶倫，慎莫近前丞相嗔!
詩人還把楊國忠兄妹們這種生活和人民的苦難，和國家的命運聯繫起來：「朝野歡娛後，乾坤震盪中。」(《寄賀蘭恬》)同時，他又警告統治者要節儉，認為：「君臣節儉足，朝野歡呼同。」
唐肅宗、代宗父子信用魚朝恩、李輔國和程元振一班宦官，使掌兵權，杜甫卻大罵：「關中小兒壞紀綱!」認為只有把他們殺掉，國家才能有轉機：「不成誅執法，焉得變危機!」在《冬狩行》中他諷刺地方軍閥只知打獵取樂：「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伴隨着叛亂而來的是官軍的屠殺姦淫，《三絶句》之一對此作了如下的無情揭露：
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這時，官吏的貪污剝削也有加無已，《歲晏行》說：「況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針對這些現象，作為一個人民詩人，他有時就難免破口大罵，把他們比作虎狼：「群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三絶句》)把他們看作兇手：「萬姓瘡痍合，群凶嗜欲肥!」(《送盧十四侍禦護韋尚書靈櫬歸上都》)可惜，階級的侷限使杜甫仍只能把希望寄託在統治者身上：「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徵賦‧」同時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忠告他的朋友們要作清官：「眾僚宜潔白，萬役但平均!」真是「告誡友朋，若訓子弟」(《杜詩胥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