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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宋兩人關於詩律的言論，我們已經看不到了。但是，從現存南北朝、隋、唐詩歌來看，南北朝陰鏗的《夾池竹》、《昭君怨》，徐陵的《關山月》、《鬥雞》，庾信的《蒲州刺史中山公許乞酒一車未送》、《舟中望月》等約二十多篇詩，已暗合五律規格。隋及唐初以來，暗合格律的五律更增加了。至于七律，則庾信的《烏夜啼》，隋煬帝的《江都宮樂歌》、《江都夏》等篇已具雛形，到杜審言已完全合格。由此可見，沈、宋在詩律上的貢獻，並不在他們自己制定一套格律，而在於從前人和當代人應用形式格律的各種實踐經驗中，把已經成熟的形式，肯定下來，最後完成律詩「回忌聲病，約句準篇」的任務，使以後作詩的人有明確的規格可以遵循。律詩形式的定型，在詩歌發展史上是有重要意義的。自此以後，近體詩和古體詩的界限有了更明確的劃分，詩人在創作上，專工新體和專工古體也漸漸有了分道揚鑣之勢。這的確是「詞章改革之大機」(《詩藪》內篇卷四)。
第三章 盛唐邊塞詩人
隋唐以來一百幾十年中，由於邊境戰爭的頻繁，疆土的擴大，以及民族經濟、文化的交流，人們對邊塞生活漸漸關心，對邊塞的知識也豐富了，他們對邊塞不僅不感到那麼荒涼可怕，而且還感到新奇。一部分仕途失意的文人，更把立功邊塞當作求助功名的新出路。
在這些社會歷史條件下，從隋代以來，邊塞詩不斷增多，四傑和陳子昂對邊塞詩又有新的發展。到盛唐時期，邊塞生活已經成為詩人們共同注意的主題。但在這方面成就最高的是有邊塞生活體驗的高適和岑參，王昌齡、李頎等也有值得注意的成績。他們從各方面深入表現邊塞生活，在藝術上也有新的創造，大大地促進了盛唐詩歌的繁榮。但上述詩人的優秀作品也並不限于邊塞詩。
第一節 高適
高適(
702‧—
765)，字達夫，渤海修(今河北滄縣)人。二十歲曾到長安，求仕不遇。於是北上薊門，漫遊燕趙，想在邊塞尋求報國立功的機會，也沒有找到出路。此後，他在梁宋一帶過了十幾年「混跡漁樵」的貧困流浪生活。這一時期，他曾經和李白、杜甫在齊趙一帶飲酒遊獵，懷古賦詩。天寶八載，他已經將近五十歲，才由宋州刺史張九皋推薦，舉有道科，任封丘尉。他不甘作這個「拜迎長官」、「鞭撻黎遮」的小官，因棄官客河西，由於河西節度使哥舒翰的推薦，掌幕府書記。安祿山之亂髮生，他被拜為左拾遺，轉監察御史，佐哥舒翰守潼關。潼關失守後，他奔赴行在，見玄宗陳述軍事，得到玄宗、肅宗的重視，連續陞遷，官至淮南、劍南西川節度使，最後任散騎常侍，死於長安。
高適詩中的優秀作品大多數都作於北上薊門、浪游梁宋時期。《舊唐書》說他「年過五十，始留意詩什」，並不符合事實。
他是一個「喜言王霸大略，務功名，尚節義」的詩人。在薊門所寫的《塞上》詩裡，他對當時的邊事表示了深深的憂慮：「邊塵滿北溟，虜騎正南驅。轉鬥豈長策‧和親非遠圖。」同時，他表示了「常懷感激心，願效縱橫謨」的功業抱負。在《塞下曲》裡，他更豪邁地說：「萬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畫圖麒麟閣，入朝明光宮。大笑向文士，一經何足窮。古人味此道，往往成老翁。」但是，他的壯志落空了。他的《薊中作》說：「豈無安邊書‧諸將已承恩。惆悵孫吳事，歸來獨閉門。」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薊門時期，對邊塞士卒的生活有了實際的觀察。在《薊門五首》中，他描寫了士卒的遊獵生活，也歌頌了士卒們在戰鬥中的英勇精神：「胡騎雖憑陵，漢兵不顧身!」但是他對士卒的久戍不歸，也表示同情：「羌胡無盡日，征戰幾時歸‧」當他把士卒的生活和降虜的生活作比較後，他更感到非常憤慨：「士卒厭糟糠，降胡飽衣食。關亭試一望，長欲涕沾臆!」他後來回到梁宋時，還對一個在軍中任職的朋友指責這種縱容降虜，養臃遺患的政策，並且希望朋友把他的意見轉達帥府(見《睢陽酬別暢大判官》一詩)。
開元二十六年，他在梁宋創作了他邊塞詩中最傑出的代表作《燕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