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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品》所論的範圍主要是五言詩。全書共品評了兩漢至梁代的詩人一百二十二人，計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在《詩品序》裡，他談到自己對詩的一般看法：「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從這一段話來看，他對詩的看法一是強調賦和比興的相濟為用，一是強調內在的風力與外在的丹采應同等重視。這和劉勰的看法大體接近，僅僅在對比興的解釋和重視程度上略有不同。
鐘嶸論詩還堅決反對用典。他在序裡說：「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于用事‧」並舉出許多詩歌的名句說明「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他並尖鋭地斥責了宋末詩壇受顏延年、謝莊影響而形成的「文章殆同書抄」的風氣。劉勰並不一般地反對用典，在《事類篇》中他只是主張創作應該以「才為盟主，學為輔佐」，典故要用得準確扼要。不過鐘嶸是論詩，劉勰是兼論文筆，包括鐘嶸所說的「經國文符」、「撰德駁奏」各種文體，因此很難說劉鐘兩人在用典上看法有很大的出入。
鐘嶸論詩還堅決反對沈約等人四聲八病的主張。他說：「余謂文制，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至平上去入，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裡已具。」沈約等提出的四聲八病的詩律，人為的限制過于嚴格，連他們自己也無法遵守，鐘嶸批評他們「襞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鐘嶸看到這種過分拘忌聲病的害處就籠統地反對講四聲、講格律，就未免有點「因噎廢食」了。劉勰在《聲律篇》裡是積極主張文章要講究聲律的，他並且對應用聲律的一些基本原則和難易的關鍵作了扼要的分析。
鐘嶸論詩有一個重大特色，這就是他善於概括詩人獨特的藝術風格。他概括詩歌風格主要是從以下幾方面着眼：一是論賦比興，例如說阮籍的詩「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說左思詩「得諷諭之致」；說張華詩「興托不奇」，都是着眼于比興寄託的。二是論風骨和詞采，例如說曹植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說劉楨詩「真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說張協詩「雄于潘岳，靡于太沖」，「詞采蔥倩，音韻鏗鏘」；都是風骨和詞采相提並論。三是重視詩味，在序裡他已經說五言詩「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又說詩應該使人「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反對東晉玄言詩的「淡乎寡味」。論詩人的時候，他又說張協詩「使人味之舋舋不倦」；應璩詩「華靡可味」。四是注意摘引和稱道詩中佳句，在序裡他曾經摘引「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風」等名句，稱為「勝語」；論謝靈運詩，稱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論謝朓詩，稱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論曹操詩也說他「甚有悲涼之句」；都是注意奇警秀拔的詩句的例子。除以上四點以外，他還善於運用形容比喻的詞語來描繪詩歌的風格特徵，例如評范雲、丘遲詩說：「范詩清便宛轉，如流風回雪；丘詩點綴映媚，如落花依草。」用語非常新鮮貼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