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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首「依亦吐芳詞」的閨情詩,一個少女傾訴了她的四季相思之情。詩中雖沒有出現春夏秋冬等字樣,但通過「折梅」、「採蓮」、「望飛鴻」這類帶有季節特徵的人物活動,時序的變遷還是非常清楚的。此詩表情細膩,如:「單衫杏子紅,雙鬢鴉雛色」兩句,結闔眼前景色,作自我寫照,言外便含有無限自憐自惜之意,不惟取喻新穎,屬對自然。又如從「採蓮」,更生出「弄蓮」「杯蓮」等事,便覺一往情深,無限低回。按《子夜夏歌》:「郎見欲采我,我心欲懷蓮。」則此處「蓮」字亦屬雙關,有望「憐」意。又此詩運用了民歌慣用的「接字」法,首尾相銜,蟬聯而下,更加強了詩的節奏美,聲情搖曳,語語動人。結句「南風知我意,吹夢到西洲」,更是涉想新奇,餘味無窮。范雲《閨思》詩:「幾回明月夜,飛夢到郎邊」,又李白的名句:「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散」、「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都是從此化出的。因此我們可以說《西洲曲》標志著南朝民歌在藝術發展上的最高成就,它的產生時代不可能過早。
第二節 北朝樂府民歌
北朝文人詩,既少,又不好。嚴格點說,就沒有一個詩人。鄧以北魏末年號稱「三才」的溫子升、邢邵、魏收而論,所作都不過寥寥十首左右,大都模擬齊梁,毫無特色。《北齊書·魏收傳》載邢邵詆魏收偷竊任昉,魏收則又譏邢邵在沈約集中作賊,可見實際上都是沒有出息的文人。但是,北朝民歌卻放出了異彩。
北朝民歌以《樂府詩集》所載「梁鼓角橫吹曲」為主。所謂橫吹曲,是當時北方民族一種在馬上演奏的軍樂,因為樂器有鼓有角,所以也叫做「鼓角橫吹曲」。這些歌詞的作者也主要是鮮卑族和其他北方民族的人民。《折楊柳歌》說:「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便是明證。歌詞中提到的慕容垂、廣平公(姚弼)、高陽王、琅琊王等,便都是「虜家兒」的豪酋貴族。鮮卑諸民族的歌,原是所謂「其詞虜音,竟不可曉」的,而現存歌詞卻全用漢語,這一方面是由於通曉漢語的鮮卑人或通曉鮮卑語的漢人的翻譯,前者如有名的《敕勒歌》,後者如上舉《折楊柳歌》;另一方面是由於鮮卑諸民族的漢化。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
495頁)曾「詔斷北語,一從正音」(《魏書‧咸陽王傳》),「若有違者,免所居官」(《魏書‧高祖紀》)。所謂「北語」,即「胡語」,亦即鮮卑語;所謂「正音」,即漢語。《北史‧辛昂傳》載昂「令其眾皆作中國歌」,可知現存歌詞當有一部分原來就是用漢語創作的。據《南齊書‧東昏侯紀》、《南史‧茹法亮傳》的有關記載,以及梁武帝和吳均所作《雍台》詩,我們知道,北朝的鼓角橫吹曲曾先後輸入齊、梁,並由梁樂府保存,陳釋智匠著《古今樂錄》因冠以「梁」字,後人遂沿用不改。其實從樂曲到歌詞都是北方各民族的創作。
鼓角橫吹曲現存六十多首,數量雖遠不及南朝的清商曲,但內容卻豐富得多,相當全面而生動地反映了北朝二百多年間的社會狀況和時代特徵;戰鬥性也較強,酷似漢樂府民歌。這可從以下幾方面的反映得到證實。
(一)反映戰爭的。戰爭是北朝社會一個最突出的現象,整個北朝的歷史几乎與戰爭相終始,在初期「五胡十六國」的一百三十多年中,戰爭尤為頻繁。統治族與被統治族之間的複雜而尖鋭的矛盾,更使得這些戰爭具有異乎尋常的殘酷性。作為這種殘酷性的集中表現,便是人民的大量死亡,漢族人民固然遭受浩劫,少數族人民也同樣做了各族統治階級用來進行爭奪戰的犧牲品。如《企喻歌》:
男兒可憐虫,出門懷死憂。屍喪狹谷口,白骨無人收。
便是當時各族人民大量死於戰爭的真實寫照。從這首短歌中,我們還可以看出廣大人民的反戰情緒,這是由當時戰爭的罪惡性質決定的。為了保存實力,少數族(尤其是鮮卑族)的統治者還往往利用非本族的人在前衝鋒陷陣,甚至迫使漢人和漢人作戰。對此,北朝民歌也有所揭露。《慕容垂歌》第一首寫道:
慕容攀牆視,吳軍無邊岸。我身分自當,枉殺牆外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