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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和道教的發展也是這一時期文化思想領域中的重要現象。佛教由東漢開始輸入，經歷三國時代，到兩晉時期更為興盛，佛寺日漸僧多，佛經大量翻譯出來。不過，在玄學盛行的情況下，土族偏重於佛教義理的研究，他們吸收了佛學中的唯心主義哲學，把玄
學推到了更高的階段。漢末開始創立的道教，原來主要在民間流行，這時也產生了貴族道教，出現了葛洪這樣的教徒，在土族階層中影響愈來愈大。天師道也得到了廣泛的傳播。
兩晉時期，壟斷了政治和經濟的土族階級也壟斷了文化。在他們的把持下，文學離開了「建安風骨」的傳統，很少反映社會現實，主要成了表現土族階級狹隘思想感情和不健康藝術趣味的工具。為了掩蓋內容的空虛，他們刻意追求形式的華美，把文學推上了形式主義的道路。晉初詩人傅玄、張華已表現出這樣的傾向，但一部分樂府詩還不失漢樂府遺意。到了太康時期，社會的表面繁榮使士族文人更加無視現實，一味歌功頌德，形式主義得到迅速的發展。以陸機、潘岳為代表的一些詩人的創作，不是機械地擬古，毫無新意；便是內容貧乏，只追求詞藻的華縟和對偶的工整。但是，西晉社會的現實矛盾也促使少數詩人面向現實，寫出了內容較充實的詩篇。出身寒微的太康詩人左思繼承了「建安風骨」的傳統，以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的詩歌抨擊了腐朽的門閥制度。在西晉末年尖鋭的民族矛盾中成為愛國志士的劉琨，寫出了有深厚的愛國感情的詩歌。郭璞的詩也反映了一定的現實內容。從西晉末年開始，由於清談玄理風氣的盛行，「因談餘氣，流成文體」，詩壇漸為玄言詩所統治，其代表作家孫綽、許詢等人的創作都「平典似道德論」。玄言詩統治文壇達百年之久，直到晉末傑出的詩人陶淵明出現，才為空虛的東晉文壇帶來富有現實內容的創作。他的詩歌對腐朽的士族社會表現了極端憎惡與否定的態度，表現了他的不同流合污的高貴品格和躬耕自給的生活理想。由於在田園勞動中接觸了下層勞動人民，親身體驗了農村生活的貧困，後期創作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廣大人民反對剝削壓迫，要求以自己的勞動創造和平幸福生活的願望，提出了桃花源理想。他的詩具有平淡自然的風格，濃郁的生活氣息，並能創造出很高的意境，大大提高了五言詩的藝術水平。
小說的發展也是這一時期文學發展中的重要現象。我國自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加之道教興起，佛教傳入，這些巫師、僧侶大都「張皇鬼神，稱道靈異」(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而整個魏晉時期，社會動盪不安，人民的生活、生命經常受到威脅，很容易接受宗教迷信思想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很多記錄靈鬼怪異的小說，其中干寶的《搜神記》成就最高。作者的主觀目的雖在宣揚宗教迷信，但其中保存了一些人民按照自己的願望編造的神異故事，具有較高的人民性。魏晉時期清談玄理、品評人物的風尚又促成了記錄人物軼事小說的出現。它與志怪小說不同，是以現實的人物言行為對象。劉宋初年出現的《世說新語》是魏晉軼事
小說集大成之作，它廣泛地反映了由漢末至晉士族階級的思想、生活面貌，藝術上也有獨特的成就。我國小說只是到了這個時候才粗具規模，它們標志著我國小說的一個重要階段。
從公元四二
0年劉裕代晉到公元五八九年陳滅于隋，共一百六十九年，南方經歷了宋、齊、梁、陳四個朝代，史稱南朝。南朝繼續東晉的偏安局面，社會情況比北朝安定，在廣大人民辛勤勞動下，經濟有了進一步發展。農業產量增加，手工業發達，商業和交通運輸業活躍，並出現了許多經濟繁榮的都市，如建康、京口、山陰、壽春、江陵、襄陽、成都、番禺等。史載建康「貢使商旅，方舟萬計」，「市廛列肆，埒于二京」，可見一斑。
南朝個別帝王雖曾對門閥士族採取過某些限制政策，庶族寒門的力量也略有抬頭，但基本上仍是兩晉士族門伐社會的繼續。士族地主攫取了經濟發展的果實，大莊園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謝靈運在《山居賦》中曾勾畫出這種經濟的輪廓。這個謝家莊園擁有大量的土地：「田連岡而盈疇，嶺枕水而通阡，阡陌縱橫，塍埒交經。」除了耕地，還有「北山二園，南山三苑」，以及大片的湖沼。莊園裡種植着多種農作物、果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