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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兒生，孤兒遇生，命獨當苦!父母在時，乘堅車，駕駟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賈。南到九江，東到齊與魯。臘月來歸，不敢自言苦。頭多蟣虱，面目多塵，大兄言「辦飯」!大嫂言「視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兒淚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來歸。手如錯，足下無菲。愴愴履霜，中多蒺藜。拔斷蒺藜，腸肉中，愴欲悲。淚下渫渫，清涕纍纍。冬無復襦，夏無單衣。居生不樂，不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春氣動，草萌芽。三月蠶桑，六月收瓜。將是瓜車，來到還家。瓜車翻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願還我蒂，兄與嫂嚴，獨且急歸，當興校計。」亂曰：裡中一何譊譊，願欲寄尺書，將與地下父母：兄嫂難與久居!
宋長白《柳亭詩話》說：「病婦、孤兒行二首，雖參錯不齊，而情與境會，口語心計之狀，活現筆端，每讀一過，覺有悲風刺人毛骨。後賢遇此種題，雖竭力描摹，讀之正如嚼蠟，淚亦不能為之墮，心亦不能為之哀也。」這話很實在，並沒有冤枉「後賢」，但他還未能指出這是一個生活體驗的問題。《孤兒行》對孤兒的痛苦沒有作空洞的叫喊，而着重於具體描繪，也是值得注意的一個特點。
(三)形式的自由和多樣。漢樂府民歌沒有固定的章法、句法，長短隨意，整散不拘，由於兩漢時代緊接先秦，其中雖有少數作品還沿用着《詩經》古老的四言體，如《公無渡河》、《善哉行》等，但絶大多數都是以新的體裁出現的。從那時來說，它們都可以稱為新體詩。這新體主要有兩種：一是雜言體。雜言，《詩經》中雖已經有了，如《式微》等篇，但為數既少，變化也不大，到漢樂府民歌才有了很大的發展，一篇之中，由一二字到八九字乃至十字的句式都有，如《孤兒行》「不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便是十字成句的。而《鐃歌十八曲》全部都是雜言，竟自成一格了。另一是五言體。這是漢樂府民歌的新創。在此以前，還沒有完整的五言詩，而漢樂府卻創造了像《陌上桑》這樣完美的長篇五言。從現存《薤露》、《蒿裡》兩篇來看，漢樂府民歌中當有完整的七言體，可惜現在我們已看不到了。豐富多樣的形式，毫無疑問，是有助于複雜的思想內容的表達的。
(四)浪漫主義的色彩。漢樂府民歌多數是現實主義的精確描繪，但也有一些作品具有不同程度的浪漫主義色彩，運用了浪漫主義的表現手法。如抒情小詩《上邪》那種如山洪爆發似的激情和高度的誇張，便都是浪漫主義的表現。在漢樂府民歌中，作者不僅讓死人現身說法，如《戰城南》，而且也使烏鴉的魂魄向人們申訴，如《烏生》，甚至使腐臭了的魚會哭泣，會寫信，如《枯魚過河泣》：
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鱮，相教慎出入。
所有這些豐富奇特的幻想，更顯示了作品的浪漫主義的特色。陳本禮《漢詩統箋》評《鐃歌十八曲》說：「其造語之精，用意之奇，有出於三百、楚騷之外者。奇則異想天開，巧則神工鬼斧。」其實，並不只是《鐃歌》。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陌上桑》。從精神到表現手法都具有較明顯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因素。詩中的主人公秦羅敷，既是來自生活的現實人物，又是有蔑視權貴、反抗強暴的民主精神的理想形象。在她身上集中地體現了人民的美好願望和高貴品質。十分明顯，如果沒有疾惡如仇的現實主義和追求理想的浪漫主義這兩種精神的有機結合，以及現實主義的精確描繪和浪漫主義的誇張虛構這兩種藝術方法的相互滲透，是不可能塑造出羅敷這一卓越形象的。儘管這種結合，是自發的、自然而然的，但作為一種創作經驗，還是值得我們借鑒。
第四節 孔雀東南飛
《孔雀東南飛》是漢樂府敘事詩發展的高峰，也是我國文學史上現實主義詩歌發展中的重要標誌。它原名《焦仲卿妻》，最早見于徐陵所編《玉台新詠》，詩前小序說：
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于庭樹。時人傷這，為詩云爾。
這幾句話告訴了我們許多事：故事發生的時代、地點、男女主角的姓名，以及詩的作者和時代。這說明徐陵必有所據，才能這樣言之鑿鑿。儘管由長期流傳到最後寫定，難免經過文人們的修飾，但從作品總的語言風格及其所反映的社會風尚看來，仍然可以肯定它是建安時期的民間創作。只以太守求婚劉家一端而論，這在門第高下區分禁嚴的六朝就是不能想象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