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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的許多「紀」、「傳」大都採用《史記》原文，但作者在取捨之間也費了一番整理剪裁的工夫，不能完全看作鈔襲。《漢書》敘事一般說來不如《史記》的生動，但簡練整飭，詳贍嚴密，有自己的特點。《漢書》中附錄了大量的辭賦和散文，這是它為後來文章家愛好的一個原因，但因此也影響了它敘事的集中和人物特徵的鮮明、突出。
班固又是東漢前期最著名的辭賦家，著有《兩都賦》、《答賓戲》、《幽通賦》等。東漢建都洛陽，關中父老猶望復都長安，而班固持異議，因作《兩都賦》。賦中假設西都賓向東都主人誇耀西漢都城(長安)的繁盛，宮苑的富麗，東都主人則責備他「馳騁乎末流」，轉而向他稱說今朝的盛事。他先頌揚光武帝的建國，繼述明帝修洛邑(東都)，「備制度」，再稱田獵、祭祀、朝會、飲宴的盛況，以顯示今朝的聲威，最後歸於節儉，「以折西賓淫侈之論」。《兩都賦》體制宏大，亦有不少警句，但他竭力模仿司馬相如，仍舊是西漢大賦的繼續，沒有自己的獨特風格。《答賓戲》仿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表現作者「篤志于儒學，以著述為業」的志趣。《幽通賦》仿《楚辭》，也是述志之作。
班固在《兩都賦序》、《漢書》一些傳贊和《藝文志‧詩賦略》中表達了自己對辭賦的看法。他認為辭賦源於古詩，要求辭賦應有《詩》的諷諫作用。但由於東漢初期社會還比較穩定，他陶醉于「海內清平，朝廷無事」的歌頌，因此，就不可能看到漢賦的根本弱點。他不同意揚雄對辭賦的看法，他說：「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漢書‧司馬相如傳贊》)這就未免誇張司馬相如賦的諷諫作用。班固還從「潤色鴻業」出發，把言語侍從之臣日月獻納和公卿大臣時時間作的辭賦都說成是「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這些看法代表了封建統治階級對文學的要求和正統儒家一般的文學觀點，對東漢辭賦的氾濫文壇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影響後世文學亦不小。不過，我們也正從這裡看到漢代辭賦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本質。
東漢歷史散文除《漢書》外，還出現了趙曄的《吳越春秋》和袁康的《越絶書》等所謂雜史一類的散文。《吳越春秋》和《越絶書》的內容都是敘述春秋末年吳越爭霸的史實，主要是根據《國語》，同時還兼采《左傳》、《史記》的記載。但它們並不拘泥于歷史的故實，在故事鋪敘和人物描寫上，兩書都有不少誇張和虛構的地方，其中顯然融入了有關的民間傳說，例如《吳越春秋》所記伍子胥奔吳，途中遇漁父、擊綿女事，以及伍子胥死後顯靈等，都和後世的傳奇小說相類似。特別是《吳越春秋》，它集中寫了伍子胥奔吳及破楚報仇和勾踐發奮圖強、滅呈雪恥的兩段歷史。它雖依傍史籍的記載，又不完全照鈔，寫出了不少生動曲折的故事，並且注意前因後果、首尾照應，對故事的來龍去脈都交代清楚。這種寫法實際上就是後世歷史演義小說的手法，只不過還以歷史面目出現而已。人物性格，如伍子胥的忠直強諫，范蠡的深謀遠慮，勾踐的忍辱為國，都有很好的表現，其中以伍子胥這個人物寫得更為成功，他是貫穿吳國興亡的中心人物，前半寫他奔吳，以客卿身分為吳王闔閭出謀獻策，推薦賢士，終於攻破了楚國，報了殺父殺兄之仇，並使吳王稱霸于諸侯，顯示了他卓越的軍事政治的才能。但他因自己是不容于楚而來奔，所以處身行事都顯得十分謹慎。後半寫夫差繼立，剛愎自用，伍子胥強諫不從，終於飲恨自殺，吳國也隨之滅亡。這時，伍子胥是以託孤老臣身份出現的，因而出言激切，無所顧忌。性格、形象都很突出。《吳越春秋》中伍子胥事蹟的記敘，為後世有關這一人物的小說、戲曲的創作打下了基礎，影響是頗為深遠的。
第三節 王充的文學批評
東漢一代今文派經學和讖緯之學特盛，佔據文壇的仍舊是西漢以來那種歌功頌德的辭賦，整個學術文化領域充滿着愚妄和迷信。能夠首先衝破這個沉悶的時代，並給以深刻有力的批判是東漢初年的王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