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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西漢以來散文和辭賦的發展，東漢開始出現「文章」的概念，賈誼、司馬遷、司馬相如等散文家和辭賦家都被目為文章家。同時不少文士「以文章顯」，文章和學術著作主要是和經學的共分愈來愈顯著。「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為也。」《後漢書》在《儒林傳》之外，特立《文苑傳》，更具體地反映了文章家和經學家的分化。既有今古文經學家的對立和分化，又有經學家和文章家的對立和分化。這是統治階級內部複雜的矛盾在學術文化上的反映。隨着文章家的出現，文章與生活的關係更密切，用途更廣泛了，文學形式的運用和變化也愈來愈複雜了。文學思想仍以王充的觀點最為明確和進步。他注意到文章和經學著作的區別，強調「造論著說之文」(諸子或政論散文)，「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事」的創造性和政治性；認為文章應起「勸善懲惡」的批評教育作用，「豈徒調墨走筆，為美麗之觀哉‧」他從「疾虛妄」的思想出發，反對一切「華偽之文」。
在《史記》的影響下，東漢產生了不少歷史著作，班固的《漢書》則是它們的傑出的代表。它沿《史記》的體例，「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反映西漢一朝的歷史，是我國最早的斷代史。它的某些人物傳記，敘事細密準確，具有一定的文學價值。政論散文繼承西漢的傳統，以王符的《潛夫論》、崔寔的《政論》、仲長統的《昌言》為最著名。它們反映了東漢中葉以後複雜的社會矛盾和激烈的政治鬥爭，有時代意義。但思想文采俱遜于西漢政論文。
東漢的賦不如西漢的興盛。司馬相如的影響還存在，如班固的《兩都賦》。中葉以後，政治極端黑暗，賦風亦開始轉變。張衡《兩京賦》在誇張鋪敘中引入針砭現實的議論，《歸田賦》則突破了舊傳統，抒發抑鬱的感情，有一定的開創意義。桓、靈之世，更出現一些強烈挾擊社會黑暗的抒情小賦，如趙壹的《刺世疾邪賦》。趙壹是漢末名士，其作品憤世疾俗，完全是「黨人」精神的體現。
東漢「樂府」繼承西漢的傳統，也採集民間聲樂與歌謡。現存漢樂府民歌大都是東漢的作品。它們以多樣的形式，現實主義的方法，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東漢人民的苦難生活和思想感情。特別是真實地、典型地反映了東漢中葉以後在外戚、宦官、地主豪強的殘酷壓榨下，人民饑餓貧困、流亡漂泊的痛苦生活。東漢末年，還有不少謡諺，揭露政治社會的黑暗腐敗，直接痛快，簡短有力。偉大的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正是在活躍的民間故事、民間歌唱的基礎上的產物。它創造了一個反抗封建禮教壓迫的典型婦女形象。
東漢文人詩有四言的舊形式，也出現了五言的新形式。由於漢以來社會和語言的發展，西漢民謡即有整齊的五言形式。東漢樂府民歌中保存了更多的五言形式。東漢的文人五言詩是在樂府民歌的影響下產生和發展的。今存無名氏《古詩十九首》是東漢文人五言詩的代表作品。它們的基本內容反映了沒落時期剝削階級的思想情緒。它們是漢末黑暗動亂社會中一般下層文士毫無出路的痛苦呻吟，反映了漢末尖鋭的階級矛盾。它們以「比興」的方法，諧和而鮮明的語言，創造了「怨而不怒」的含蓄的風格，成為所謂「溫柔惇厚」一派詩風的源頭之一。
第四節 屈原的其他作品
深刻的思想內容，純熟的藝術技巧在屈原的其他作品中也有充分的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