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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姐妹到十六歲才開始參加舞會，而且一年只有四次，還必須是由伯爵夫人看得上的幾家舉辦的。母親總是再三訓導她們，對邀請她們跳舞的男人應該持怎樣的態度，然後才讓她們離開自己身邊。這些訓導是如此嚴厲，以致實際上她們對舞伴只能回答「是」或者「不是」。伯爵夫人的眼睛一刻也不離開她們，似乎要從嘴唇的翕動猜出她們在和舞伴說些什麼。兩個可憐的孩子赴舞會的打扮是無可指責的：她們身穿長袖細布連衣裙。衣領一直高到下頜，裙子打了無數的褶襇。這種裝束不僅遮蓋了兩個少女優美的體形和風姿，而且使她們看上去有點像埃及的劍鞘。然而這一大堆棉布卻遮不住兩張因為哀愁而益發顯得俊俏的臉蛋兒。她們發現人們都以一種溫和而憐憫的目光望着她們，很是氣惱。試問，凡是女人，不管她多麼老實，誰個不想被人傾慕呢？她們白璧無瑕的頭腦從未沾染過任何危險的、不健康的，或僅僅是曖昧的思想：她們的心是純潔的，她們的手紅通通的，她們的身體好得要命。兩個姑娘走出娘家大門到市政府和教堂舉行婚禮時，就像上帝剛造出來的夏娃那樣清白，她們心裡記着一條簡單然而可怕的囑咐：在一切事情上都要服從她們將要與之晝夜相處的男人。不過她們想，在她們將要被送去的外姓人家過日子，不會比在修道院似的娘家更壞。
她們的父親，德·格朗維爾伯爵，是個地位很高、學識淵博、清廉正直的法官，儘管他有時也被捲進政治漩渦。那麼，為什麼他不保護兩個女兒免受專制家規的威懾呢？讀者可能還記得，伯爵和妻子結婚十年後曾經簽約。談好夫婦分居，各住各的房子。伯爵負責兒子的教育，把女兒交給伯爵夫人去管教。他認為，夫人那套壓抑人的教育方法對男孩比對女孩有更大的危險性：兩個女孩命中注定要受一種束縛，不是愛情的枷鎖，就是婚姻的桎梏，她們失去的東西要比男孩少些；男孩的才智應該得到自由發展，要是受到極端的宗教思想的強烈壓制，他們的優點就會被損害而變質。這樣，伯爵從四個犧牲品中輓救了兩個。伯爵夫人則認為，兩個兒子——一個立志當審判官，另一個準備當檢察官——太缺乏教養，不能讓他們和兩個妹妹有任何親密的關係。可憐的孩子們之間的來往受到嚴密的監視。再說，每次伯爵把兒子從學校領出來，也儘量不把他們關在家裡。兩個男孩和母親以及妹妹一起吃頓午飯，然後伯爵就把他們帶到外面去散心：或去藝術品修理鋪，或看戲，或參觀博物館，若時令相宜，就去野外郊遊，伯爵為他們的娛樂活動提供一切費用。只有逢到家庭的重大節日，如伯爵或伯爵夫人的生日、新年、學校發獎日等，兩個男孩才在父親的住所留宿。這種時候他們感到很拘束，不敢擁抱兩個妹妹，她們被伯爵夫人牢牢看管着，一刻也不能跟哥哥單獨在一起。兩個不幸的姑娘見到哥哥的機會是那麼少，以致兄妹之間不可能有任何聯繫。在男孩回家的日子，不時可以聽到伯爵夫人詢問：「安傑莉克哪兒去了？」「歐也妮在幹什麼？」「孩子們在哪裡？」一提起她的兩個兒子，伯爵夫人就抬起冰冷的、苦修者的雙眼，望着天空，像是懇求上帝寬恕她沒能把他們從蔑視宗教的邪路上拉回來。她的哀嘆或緘默無異於《耶利米哀歌》[注]中最悲痛的詩章，使兩個女孩誤以為她們的哥哥已經墮落到不可救藥的地步。兒子一滿十八歲，伯爵便在自己的住所給他們安排了兩個房間，並規定他們在一位律師的監督下學習法律。這位律師就是伯爵的秘書，他負責向兩位公子傳授將來當法官的竅門。瑪麗姐妹倆對兄妹情誼只有抽象的概念。她們結婚的時候，一個哥哥已在遠離首都的一個法院當檢察長，另一個哥哥也在外省剛剛開始任職，兩人每次都因有重大案件要審理，不能參加妹妹的婚禮。有不少家庭，人們滿以為它們內部的生活是親密、團結、和諧的，而實際情況卻是：兄弟們遠離家庭，為自己的地位和前程奔忙，或被公務纏身；姐妹們則被捲入別人家利害衝突的漩渦。一家成員就這樣東分西散；互相遺忘了，他們之間只靠淡薄的回憶來維繫，直到家族的榮譽感把他們重新喚回來，或是某項利益又把他們聚在一起，但也可能使他們實際上已經疏遠的關係徹底破裂。精神和肉體上都緊密團結在一起的家庭是罕見的。現代社會的規律是一個家庭分化為幾個家庭，它帶來的最大災害就是個人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