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外貿活動也由這位大臣監管，他同樣還控制着供皇宮和軍隊使用的所有毛、麻織品生產廠，生產的各個工序，包括紡、織、染，都在這裡主要由大群奴隷身份的婦女進行。
這樣的工廠在引進紡織技術較晚的西部曾被列舉的有
26座，因而可以想象，在工業發達的東部各省，這樣的工廠可能更多了。
5．一個專制君王除了他可以隨心所俗地徵收和揮霍公眾的財政收入之外，皇帝本人作為一個十分富有的公民還佔有由伯爵或一個司庫大臣管理，範圍廣泛的私家財產。這些財產中一部分可能是早先的國王或共和國的地產，一部分也許是得之於某些世代着紫的家族；但其中絶大部分卻是極不光彩地靠沒收和侵佔他人財產而來。
帝國的財產遍佈于從毛裡塔尼亞到不列顛的各省中；但是卡帕多西亞的肥沃的土地卻誘使這位君王要對那片地區佔有相當的份額；而君士坦丁或他的繼位者們必曾抓住這個機會利用宗教熱忱來掩飾他們的貪婪。他們取締了科馬納的富有的神廟，儘管這裡的戰爭女神的祭司長曾維護過一位在位親王的榮譽；他們把居住着戰神和她的大臣的
6000臣民或奴隷的大片獻給神靈的土地全部劃歸私有。但這裡的居住者之中真正有價值的可不是他們：在從阿格萊烏斯到薩魯斯河的那廣大平原上大量繁殖着一種以其神駿的體態和無可比擬的速度聞名于古代世界的好馬。這種肯定將作為皇宮和帝國競技活動之用的神聖的動物，依靠法律的保護，一個鄙俗的養馬人都不得隨便對它們不敬。卡帕多西亞的這些田產由於其地位的重要，特派一位伯爵監管；在帝國的其他地方則都由低一級的官員監管，而管理私產以及那些公共財產的司庫大臣的代理人卻到處都是，他們各自獨立行使他們的權力，有時甚至控制着各省行政官員的權力。
6，
7．保護皇帝人身安全，經過精心挑選的騎兵隊和步兵隊由兩名內務伯爵指揮。他們的總數為
3500人，分為
7個訓練組，或分隊，每隊
500人；在東部，這一光榮的任務几乎全部由亞美尼亞人擔當。每當有什麼公共紀念活動，他們便會列隊出現在皇宮的大院裡和門廊上，他們高大的身軀、寂靜無聲的紀律，以及所持的用金銀鑲嵌的兵刃都能表現出一種不失羅馬帝國威嚴的強大的軍威。從這
7個分隊中再挑選出兩隊騎兵作為近衛，這近衛的地位是只有最優秀的士兵才有希望獲得的特殊榮譽。他們騎着馬在內宮值勤上崗，有時還會被派到外省去，以便迅速有效地執行主子的命令。
內務伯爵有的後來做了禁衛軍衛隊長；與衛隊長一樣，他們都希望由服務于皇宮進而能指揮軍隊。
警察國家的開端大批道路的修建以及驛站的建立大大方便了朝廷與各省之間的頻繁交往。但是這些有用的設施卻有時被濫加利用，造成令人不能容忍的弊端。總共僱用了二三百名驛站員或信差在辦公室長官的管轄之下工作，負責通報每年選定的執政官的名冊，以及皇帝的敕令或戰爭得勝的消息。他們不知不覺中竟然擅自報導他們所見到的某些行政官員或某些普通公民的所作所為；因而很快便被看作是君王的耳目和人民的禍害。在一種軟弱無力的有害統治的影響之下，使他們的人數令人難以置信地增加到了
10000人，他們完全不顧當時雖然無力卻也三令五申告誡他們的法令，竟把那有利可圖的驛站業務變成了掠奪性的壓榨工具。這些經常與皇宮有聯繫的密探，在常常能得到好處和獎勵的鼓舞下，急切希望能發現某種在進行中的叛亂計劃，從輕微的甚至暗藏的不滿到打算進行公開叛亂的準備活動。他們的不可侵犯的貌似熱忱的面具遮掩住了他們對真理和正義的隨意踐踏或罪惡的歪曲。他們可以把誣陷的毒箭隨意對準任何一個有罪或清白無辜的人的胸膛，只因為他惹怒了他們，或不肯花錢買得他們的沉默。每一個或許出生於敘利亞或者出生於不列顛的忠誠臣民都有被戴上鐐銬拉到米蘭或君士坦丁堡的法庭上去的危險，或至少會有遭到某種厄運的恐懼；在那裡他們將面對那些擁有特權的告密者的罪惡誣陷，為自己的身家性命進行辯解。而按當時採取的一般法律程序，只有絶對的必須才能容許辯解；如果定罪的證據不足，完全可以隨意使用酷刑以求得到補充。
這種罪惡的一般稱之為審判委員會帶有很大欺騙性的危險的實驗在古羅馬的司法界雖允許存在，但並未得到公開承認。羅馬人只將這種血腥的審訊辦法用在奴隷身上，他們的痛苦，不論從正義或人道的角度來講，在那些傲慢的共和國人的眼中，是完全不足掛齒的；他們如果沒有確鑿的犯罪證據，是決不會同意對一個公民的神聖的肉體進行折磨的。
看一看從提比略到圖密善這些暴君的政史，那裡也許詳細記載了許多濫殺無辜的情況，但是，只要國民自由和榮譽的思想還能發揮一定的影響，一個羅馬人在臨終時刻是決不會受到屈辱性的酷刑的。
然而，各省行政官員的行為並不受羅馬城的行為準則或羅馬人民嚴格的信條的約束。他們發現酷刑的使用不僅限于對付東部暴君統治下的奴隷，還用於對付只服從受憲法制約的君主的馬其頓人；用於靠自由經商而興盛起來的羅德島人，甚至還用於對付維護並提高人的尊嚴的雅典人。
由於各省居民的默許，使得各地總督獲得了，或者說奪得了隨意使用殘酷刑具的權力，從強使一些游民或貧民罪犯交代出他們的罪行，直至逐漸發展到完全混淆了等級界線，完全置羅馬公民的基本權利於不顧。臣民的恐懼心理使他們不得不請求頒佈了一系列特殊的豁免令，君王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也十分願意頒發這些特別豁免令，這實質上是變相容許使用，或甚至授權廣泛使用酷刑。它們保護了所有屬於傑出的或德高望重階層的人；保護主教和他們下屬的長老、講授人文學科的教授、士兵和他們的家屬、市政府官員和他們三代以內的子女，並保護所有未成年的兒童。但是，這帝國的新的司法制度卻又加進了一條致命的原則，那便是隻要一牽涉到叛國罪，其中包括律師經過深文周納證明某人對皇帝或共和國懷有敵意，那一切特權便全都無效了，那所有的人的地位也便一律變得同樣可悲了。
由於不容懷疑，皇帝的安全比任何公正和人道的考慮都更為重要得多，因而老人的尊嚴和青年的無知全都同樣被置於最殘酷的刑罰之下了。
這種無端被告密，被指控為一項全出臆造的犯罪活動的同謀者，或僅僅是被指控為見證人的恐懼永遠懸在羅馬世界一些主要公民的心頭。
任何一個一味趾高氣揚，或整天垂頭喪氣的民族都不大可能對自己的實際處境作出正確的估計。君士坦丁的臣民不可能覺察到人的才智和高尚品德的日趨墮落已使他們失去了他們的前輩所具有的尊嚴；但他們卻能感覺到並痛恨暴政的瘋狂、紀律的鬆弛以及日益增多的賦稅。但不懷偏見的歷史學家，一方面承認他們的確有理由感到不滿，同時也會看到一些能減輕他們的苦難生活的有利條件。轉眼間便使羅馬帝國的偉大失去基礎的野蠻人入侵的巨大風暴，至今仍被拒于，或被阻擋在邊境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