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這類集會的行省長官和地方官，一般都會滿足民眾的這種要求，犧牲幾個最惹人恨的基督教徒，以平息他們的怒火。但是，一些羅馬皇帝的明智保護了基督教徒，使他們免遭暴亂群眾通過這種任意指控的辦法給他們帶來的傷害，而且還公正地譴責了這類做法，認為這既不符合他們的堅強統治的要求，也有損帝國政府的公道。哈德良和安東尼·皮烏斯的敕令都明確宣佈，集會上民眾的呼喊永遠不能作為對熱心信仰基督教的人定罪或進行懲罰的合理見證。
Ⅲ．定罪之後也不一定必將服刑，那些通過證人的證詞，或甚至自願招供，充分說明自己有罪的人也仍然自己掌握著選擇生或死的權力。
因為使地方政府官員最為忿恨並不是過去的罪行，而是目前的抗拒態度。他們自信對被定罪的人提出了非常寬大的赦免條件，因為他們只要同意在祭壇上敬幾柱香，就可以平平安安地在一片掌聲之中當場被釋放。一個仁慈的法官的責任，大家都認為，應該是竭力感化，而不是懲罰那些迷途的狂熱分子。
他們根據被告人的不同年齡、性別和具體處境而採取不同態度，常不惜屈尊為他們一一指出活着將如何如何充滿樂趣，死亡是何等可怕；他們苦口婆心地勸說，有時甚至于請求他們要多少對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家人和親友有幾分同情之心。
如果勸說和威脅都不起作用，他們還會使用暴力；於是皮鞭和刑架便會用來以補充勸說之不足。為了制服一個在異教徒看來如此頑固、如此怙惡不悛的罪犯，他們會不惜使用各式各樣的酷刑。古代的基督教的辯護人多曾真實而嚴厲地指責過他們的迫害者的這種離奇的行為，他們違反一切原則和正當的法庭程序，使用酷刑的目的不是要強迫罪犯承認自己所犯罪行，卻是要他否認自己的罪行。
其後接連幾代的修道士們孤寂無聊，竟以研究早期殉教者所受各種死刑和苦刑為樂，他們更挖空心思自己發明了許多想入非非的離奇的酷刑，特別是他們公然假想，狂熱的羅馬政府地方官置一切道德觀念和公共廉恥于不顧，竟然對那些他們無法征服的人進行姦污，而且下令說對那些拒絶被奸的人可以使用最野蠻的暴力。
據說那些視死如歸的虔誠的婦女往往被迫受到更嚴酷的考驗，要她們決定，在她們看來宗教信仰和自己的貞潔究竟何者更為重要。奉命前來姦污她們的淫蕩的青年事先都曾受到法官莊嚴的告誡，要他們對那些不願向維納斯愛神的祭壇敬香的瀆神的處女，必須盡最大的努力來維護愛神的榮譽。可是，他們的強暴行為一般都不能得逞，總會有某種神奇的力量及時進行干預，使這些貞潔的女基督教徒終於免遭即便是身不由己的蹂躪。在這裡我們不能不講明，在比較古老的，也比較更為可信的教會的記錄中，卻很少有這類誇大其詞的污穢的筆墨。
對早期殉教者所以會作出此種完全不顧事實真偽和有無可能性的描繪，主要是由一個很自然的誤解引起的。
四五世紀的教會作者妄加猜度，認為羅馬政府地方官也必然像他們自己對他們那個時代的異教徒或偶像崇拜者一樣，對這些人懷有勢不兩立的狂熱仇恨。誠然，一些由普通人變為朝廷顯貴的人也可能會沾染上了民眾的偏見，另一些人出於貪慾或個人恩怨也可能會變得和別人一樣殘酷無情。但是必須肯定，同時我們還可以以早期基督教徒的感激涕零的供狀作為證明，絶大多數在各省代替皇帝或元老院行使權力並專被賦予生殺大權的地方官員都是些溫文爾雅頗有教養的人，他們尊重法治精神，通曉各種哲理。他們往往拒絶執行可厭的迫害人的任務，對某些控告根本不予受理，或者向被控告的基督教徒指明一些逃脫法律罪責的辦法，使他們免遭法律的懲處。每當他們被授與可以自行決斷的權力的時候，他們總儘量運用這種權力去解救、去幫助一直遭受迫害的基督教徒，而不是利用它去進一步壓迫他們。
他們完全沒有對被告到他們的法庭上來的基督教徒一個個全都判罪。更沒有把那些狂熱地堅持新信仰而被判罪的人全都處死。
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一般都滿足於給他們一些比較溫和的處罰，如監禁、流放或者發配到礦山服苦役，讓這些在他們手下遭到不幸的犧牲者存在一綫希望，萬一遇上新主即位、皇室婚姻或者某位皇帝戰爭得勝等國家慶典，大赦天下，他們也就很快可以恢復原來的處境了。
被羅馬政府地方官立即處死的殉教者，看來只是從兩個極端中仔細挑選的少數人。
他們或者是主教或長老，一些在基督教徒中最有地位和影響的人，處死他們對全體教徒可以有殺一儆百的作用；再不然就是些基督教徒中最卑賤的人，特別是那些處于被奴役地位的貧民，這些人的生命被看作不值一錢，他們的苦難在古代人看來，根本不值得在意。通過親身經歷和廣泛閲讀精通基督教史的學識淵博的奧利金，曾經十分明確地講，真正殉道者的人數是微不足道的。
單憑奧利金的權威性實在已足以完全推翻所謂曾出現一支殉道者大軍的說法，儘管從遍佈羅馬各地許多地下墓穴中搜尋到的殉教者遺骨和遺物塞滿了許許多多的教堂，他們的神奇業績更成了連篇累牘的聖徒傳奇的主題。而且，奧利金的一般性論斷還可以從他的朋友狄奧尼蘇斯的具體證詞中得到解釋和證明，狄奧尼蘇斯生活在亞歷山大里亞那樣一座大城市裡，並一直受到狄奧尼西烏斯的嚴厲迫害，但按他估計因信奉基督教而被迫害至死的殉道者，大約僅只有十男七女。
西普里安殉教始末就在迫害正在進行的這同一時期，那位能言善辯、雄心勃勃的西普里安，不僅統治着迦太基，甚至還統治着整個阿非利加的教會。他具備着能使信徒們對他肅然起敬，而使異教徒地方官對他產生懷疑嫉恨的一切氣質。這位主教的性格和地位，似乎使他注定要成為最顯眼的引起嫉妒和招致危險的目標。然而西普里安一生的經歷已足以證明，我們憑着想象過分誇大了這位基督教主教的危險的處境；他所遭到的危險比一些世俗的野心家，為追求富貴榮華而甘願受到的風險，要小得多。在短短的
10年當中，先後就有四位羅馬皇帝隨同他們的家族親信和追隨者死於刀刃之下，而在這期間這位迦太基主教卻憑着自己的威望和辯才一直指導着阿非利加教士團的工作。只是在他就任主教
3年後短短的數月內，他有理由時德基烏斯皇帝的嚴厲的赦令，對地方長官的猜疑，對在公共集會上要求把基督教徒的領袖西普里安扔進獅子窩的狂喊亂叫感到恐懼。出於謹慎考慮，他感到有必要暫時迴避，最後也這樣做了。
他隻身逃到一個無人知曉的偏遠的地方隱藏起來，從那裡他仍同迦太基的教士及民眾保持着經常的聯繫；在那裡他一直等到風暴過之，這樣他不但保全了自己的性命，而且于自己的權力或聲望也絲毫無損。不過，他這種過于謹慎的做法仍不免遭到一些更嚴厲的基督教徒的批評和惋惜，並受到一些私敵的辱罵，他們都認為他這種做法是公然放棄最神聖的職責的一種怯懦和犯罪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