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盲目信仰的狂熱卻勝過了冷酷的軟弱無力的政策。被放逐的人回來了，信徒的數目成倍增長了，重新修復的廟宇比原來的更為堂皇，塞拉庇斯和伊西斯終於在羅馬神祇中佔據了一席之地。這種寬容也沒有違背古老的政治原則。在最為純正的共和國時期，希比利和埃斯庫拉庇烏斯便常有外國使臣嚴肅地迎請到本國去；答應給被圍困的城市的保護神更高的榮譽，以對他們進行誘惑的做法更是司空見慣。
羅馬漸漸變成了它的子民的公共廟宇；該城的自由之風已為人類所有的神祇所共享。
Ⅱ．保存古代公民的純粹血統，不容任何外族血統摻入的偏狹政策，阻止了雅典與斯巴達的繁榮並加速了它們的滅亡。
目光遠大的羅馬的才智之士輕虛榮而重抱負，認為將不論發現于何處，不論是來自于奴隷或外族人，來之於敵人或野蠻人的高尚品德和優點，全部據為己有，乃是一種更明智，也更光榮的行為。
在雅典共和國最為繁榮的時代，公民的總數漸漸從
30000降至
21000人。
反過來，如果我們注意研究羅馬共和國的發展過程，我們可能會發現，儘管戰爭、殖民活動不斷消耗原有的人口，羅馬公民，在塞維爾·圖裡烏進行第一次人口調查時才不過
83000人，而到同盟者戰爭開始時期卻已經增加到，僅是可以拿起武器為國效命的總人數，已不下
63000人。
當羅馬的同盟者要求享有同等的榮譽和平等權利的時候，元老院寧願先進行一次兵刃相見的較量，也不肯作出屈辱的讓步。薩謨奈人和盧卡尼亞人為他們的冒失行為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其它一些意大利國家，由於它們相繼一一都轉而俯首聽命，最後全被允許投入了共和國的懷抱，並轉眼對消滅公眾的自由也盡了一份力量。
在民主政府的統治之下，公民行使着君主的權力；但如果這種權力落到一個暴亂的群眾手中，那它便必會先是被濫用，然後便徹底丟失。但當人民的議會被皇帝的行政機構所控制的時候，那征服者和被征服的民族的差異便僅僅在於，他們是第一等的最榮譽的公民而已；他們的增長無論如何迅速，也絶不會再面臨同樣的危險了。
然而，那些聽從奧古斯都教導的最明智的帝王，卻無比小心地維護着羅馬這個名稱的威嚴，把存在於羅馬城的自由風氣謹慎而慷慨地普遍加以推行。
一直到羅馬人的特權已逐步推廣，為帝國的全體居民所共同享有的時候，在意大利和各省之間仍存在着一個十分重要的差異。前者始終被認為是人民圍繞的中心，並是整個政體的堅強的基礎。意大利乃是皇帝和元老院的誕生地，或至少也是他們居住的地方。意大利人的產業全都免稅，對意大利人，地方司法官也無權隨便加以處置，他們的完全依照首都的形式建立的市自治機關被授權，在最高權力機關的直接監督下，行使司法權利。從阿爾卑斯山山腳下直到卡拉布里亞最邊遠的地區的一切土生的意大利人全都是羅馬的公民。
他們的部分差異已被人忘懷，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已由於語言、習俗和社會制度的相同而聯合成一個大的民族，其重要性已和一個強大的帝國不相上下。
這個共和國正以自己的寬厚政策為榮，也常常得到她的養子的效忠和侍奉。如果她把羅馬人的殊榮始終只限于讓羅馬城內的古老家族享有，那這個不朽的名聲勢必會在許多方面失去了他的最耀眼的光輝。維吉爾的出生地是曼圖亞，賀拉斯自己都說不清他應該算是阿普利亞人還是盧卡尼亞人，那位夠資格講述一串串羅馬人輝煌的勝利過程的歷史學家，我們是在帕多瓦找到的。
一心為國的加圖家族發祥于托斯庫盧姆；阿爾平蘭那個小小的市鎮同時具有養育過馬略和西塞羅的榮譽，二人中的前者，在羅慕洛和卡米盧斯之後，應該被尊為羅馬的第三締造者；後者，在他把他的國家從喀提林的陰謀中救出之後，更使它能和雅典在善辯方面一決雌雄。
外省情況帝國的各個省城（如上一章所述）則完全不具有任何公眾力量或憲法上的自由。在埃特魯里亞、希臘和高盧，元老院首先最關心的是解除那裡的危險的聯合行動，因為它告訴世人，既然羅馬靠分而治之的辦法獲得統治一切的力量，它們就可以通過聯合來進行反抗。那些貌似出於感激或慷慨暫時被容許握住權杖的王公，一旦完成了分派給他們的任務，把那被征服的民族完全置於控制之下，他們立即便會被從王座上踢開了。
那些曾為羅馬效力的自由城邦一開始都會得到作為名譽上的同盟者的獎賞，但很快便不知不覺落入實際被奴役的地位。
無論任何地方，人民的主權全都掌握在元老院和皇帝的使臣們的手中，而且這種權力是絶對的，不受任何限制。但是，同樣那種曾保證意大利的平靜和順從的較為健康的治理原則也逐漸擴展到了新徵服的遙遠地區。
通過引進殖民地和使那些最忠順、最有成就的省份加入到自由羅馬中來這兩種策略，一個羅馬民族便逐漸在各省形成了。
「羅馬人不論征服了任何地方，他也便在那裡住下，」這是塞涅卡通過歷史資料和親身經歷所得出的正確論斷。土生的意大利人，為歡樂的生活或實際利益所誘，都迫不及待地要去享受勝利的果實；而我們可以說，在亞洲被控制後的約
40年中，在米特拉達特的殘酷命令之下，一天之內就有
80萬羅馬人被屠殺了。
這些自願的流放者絶大多數都從事商業、農業和稅務活動。但在皇帝使軍團永久化之後，地方省市全都住滿了士兵和退役軍人，這些人不論曾否因服兵役受到過土地或財產賞賜，一般都和自己的家屬一起在他們曾度過自己的青春時期的地方定居下來。
在整個帝國，特別是在西部，凡是土地最肥沃的地區，或交通最為便利的地方，全都專門留作建立殖民地之用；其中有些屬於平民，有些則屬軍用性質。
這些殖民地在一般生活情況和內部政策方面，完全代表了他們的祖輩的做法；而由於他們很快通過友情和姻戚關係甚受當地人喜愛之後，他們終於也對羅馬這個名稱懷着崇敬之意，並希望在適當的時候能分享羅馬人的榮譽和優越條件，而這種願望十有八九都是不會落空的。
各省城市的地位和繁華程度在不知不覺中也已變得和殖民地相近；而且在哈德良統治時期，那些從羅馬的懷抱中分化出來的社會，和那些後來被接受的社會相比，其處境究竟孰優孰劣，還是一個值得爭論的問題。所謂的「拉丁權利」始終只給與它已表示十分歧愛的城市。只有文職官員在他們任期屆滿以後，可以具有羅馬公民的資格；但由於那類職務總以一年為期，常常只不過在幾個主要家庭之間交替輪換而已。那些被允許在軍團中佩戴武器的來自省區的人；那些執行過行政職務的；總而言之，凡是曾執行過公務或表現出某種特殊才能的人都會得到一筆報酬，只是這所得報酬的價值卻隨着皇帝日益更加慷慨而變得日益微薄了。
然而，甚至在兩安東尼時代，那時城市的自由已為它們的大部分臣民所享受，這種自由也附帶有非常具體的利益。絶大部分人民，有了那個稱號，便能得到羅馬法律可能給他們帶來的實際利益，特別是其中有關婚姻、遺囑和繼承權的等等條目；而幸福之路卻只對那些得到恩寵或確有成就的人敞開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