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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逢詔令修撰《明史》，大學士徐元文任總裁，想推薦萬斯同先生進入明史館任職，他極力推辭，於是徐元文就聘請他住在自己家裡，把修訂編纂的事委託給他。徐元文離職，繼任他職務的大學士張玉書、陳廷敬、尚書王鴻緒，都聘請萬斯同先生，禮節待遇也更加優厚。萬斯同先生一向把撰寫明代的歷史視為己任，又恐怕重犯唐代以後開設史館、分頭修撰而造成的失誤，曾說：「以前司馬遷、班固才能既傑出，又繼承了父輩的學問，所以敘事翔實而語言富有文采。此後史傢俬撰的史書，才學雖然比不上司馬遷、班固，但還不至于象官修的史書那樣雜亂。修史好比一個人到別人的家裡去，開始周歷熟悉他家的廳堂、寢室、坑廁和浴室，繼而瞭解知道他家的積蓄、產業、禮節和習慣，時間久了他家男女老少性格氣質的剛強柔弱、地位高下和智能賢愚，沒有不瞭解和熟悉的。這樣以後，才能裁斷他們家的事務。象官修的史書，匆忙修成於眾人之手，對參與修史的人無暇選擇他們才能是否適宜和職事是否熟習，這就象招呼一個過路人來與他商量家中的事一樣。我所以要辭去明史館的職務而接受邀請寓居于總裁家的原因，只是怕眾人分操其事、互相割裂，使一代的治理與變亂、賢人與奸賊的事蹟昏暗而不明罷了。」他又說：「史書的難修這種說法是由來已久了呵！不是記事翔實而且富於文采，它的流傳是不會廣泛的。這就是李翱、曾鞏所譏笑的魏晉以後，賢人與奸賊的事蹟之所以昏暗不明，是由於沒有司馬遷、班固的文采的緣故啊。但是在今天則以記事的翔實為更難，原因在於苟且馬虎的風氣由來已久了，喜歡和討厭隨心所欲，而抨擊和稱讚也就跟着來了，一個人的事蹟，由三個人來撰寫，因而他的傳記也就各不相同了，更何況長達幾百年的歷史呢！言論可以歪曲附會來編造，事蹟可以憑空想象來虛構，那些傳播言論和事蹟的人，不一定都是走正道的君子；那些根據傳聞而加以記載的人，未必有辨別判斷的識見。不去議論世事的得失、鑒別人物的優劣從而完整地看到他的外表和內裡，那麼我認為是事實但別人受它歪曲的例子是很多的了。我小時候求學于某家，他家有明代的各朝實錄，我把它熟讀而詳記了。長大後遊歷四方，到舊時官宦人家向老人們請求借讀前朝的書籍文稿，考察和詢問往事，廣及州縣方志和各傢俬撰的記載，無不在蒐羅參考之列，但總的來說還是以實錄為宗旨。因為實錄是直接記載事實和言論而沒有什麼增刪修飾的。根據他所處的時代來考查他的事蹟、核對他的言論，公平地考察這些言行，那麼這個人的生平始末詳情十分中能得到八九分了。但是言論的發表或者另有緣故，事情的開端也許別有起因，而在它流傳的過程中可能又有變化，那就非得依據其他書的記載不能全部搞清了。凡是實錄中難以求其詳情的，我用別的書作佐證；別的書歪曲失實的，我用從實錄中得到的材料加以判斷，雖然不敢說結論全部可信，但是非被人歪曲的事是很少的了。過去人們對《宋史》已經嫌它繁瑣蕪雜，但我記述的將比它還要增加一倍，這不是我不知道簡約的可貴，而是恐怕後人力求廣博而不知應該有所剪裁，所以先走極端，使他們知道我所收取的還有可以刪減之處，而我所不取的都必定不是真實的事蹟與言論，從而更加不可增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