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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自中華書局排印本《曾鞏集》
曾鞏叩頭再次拜上，舍人先生：去年秋天，我派去的人回來，承蒙您賜予書信及為先祖父撰寫墓碑銘。我反覆讀誦，真是感愧交並。
說到銘志之所以能夠著稱後世，是因為它的意義與史傳相接近，但也有與史傳不相同的地方。因為史傳對人的善惡都一一加以記載，而碑銘呢，大概是古代功德卓著、才能操行出眾，志氣道義高尚的人，怕後世人不知道，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銘來顯揚自己，有的置於家廟裡，有的放置在墓穴中，其用意是一樣的。如果那是個惡人，那麼有什麼好銘刻的呢？這就是碑銘與史傳不同的地方。銘文的撰寫，為的是使死者沒有什麼可遺憾，生者藉此能表達自己的尊敬之情。行善之人喜歡自己的善行善言流傳後世，就發奮有所建樹；惡人沒有什麼可記，就會感到慚愧和恐懼。至于博學多才、見識通達的人，忠義英烈、節操高尚之士，他們的美善言行，都能一一表現在碑銘裡，這就足以成為後人的楷模。銘文警世勸戒的作用，不與史傳相近，那麼又與什麼相近呢！
到了世風衰微的時候，為人子孫的，一味地只要褒揚他們死去的親人而不顧事理。所以即使是惡人，都一定要立碑刻銘，用來向後人誇耀。撰寫銘文的人既不能推辭不作，又因為死者子孫的一再請託，如果直書死者的惡行，就人情上過不去，這樣銘文就開始出現不實之辭。後代要想給死者作碑銘者，應當觀察一下作者的為人。如果請託的人不得當，那麼他寫的銘文必定會不公正，不正確，就不能流行于世，傳之後代。所以千百年來，儘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裡巷小民死後都有碑銘，但流傳于世的很少。這裡沒有別的原因，正是請託了不適當的人，撰寫的銘文不公正、不正確的緣故。
照這樣說來，怎樣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與正確呢？我說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
明的人是做不到的。因為道德高尚的人對於惡人是不會接受請託而撰寫銘文的，對於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別。而人們的品行，有內心善良而事蹟不見得好的，有內心奸惡而外表良善的，有善行惡行相差懸殊而很難確指的，有實際大於名望的，有名過其實的。好比用人，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麼能辨別清楚而不被迷惑，怎麼能議論公允而不徇私情？能不受迷惑，不徇私情，就是公正和實事求是了。但是如果銘文的辭藻不精美，那麼依然不能流傳于世，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所以說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于文章的人是不能寫碑誌銘文的，難道不是如此嗎？
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雖然有時會同時出現，但也許有時幾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個。因此銘文的流傳是如此之難；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難。象先生的道德文章，真正算得上是幾百年中才有的。我先祖的言行高尚，有幸遇上先生為其撰寫公正而又正確的碑銘，它將流傳當代和後世是毫無疑問的。世上的學者，每每閲讀傳記所載古人事蹟的時候，看到感人之處，就常常激動得不知不覺地流下了眼淚，何況是死者的子孫呢？又何況是我曾鞏呢？我追懷先祖的德行而想到碑銘所以能傳之後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惠賜一篇碑銘將會恩澤及於我家祖孫三代。這感激與報答之情，我應該怎樣來表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