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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夫壺遂說：「從前，孔子為什麼要寫《春秋》呢？」太史公說：「我曾聽董生說過：『周朝的政治衰落破敗之時，孔子出任魯國的司寇，諸侯害他，大夫們排擠他。孔子知道他的建議不會被接受了，他的政治主張再也行不通了，於是評判二百四十二年歷史中的是是非非，以此作為天下人行動的準則，貶抑天子，斥退諸侯，聲討大夫，以闡明王道。』孔子說：『我想把我的思想用空話記載下來，但不如通過具體的歷史事件來表現更加深刻、明顯。』《春秋》，從上而言，闡明了夏禹、商湯、周文王的政治原則；從下而言，辨明了為人處事的綱紀，分清了疑惑難明的事物，判明了是非的界限，使猶豫不決的人拿定了主意，褒善貶惡，崇敬賢能，排抑不肖，保存已經滅亡了的國家，延續已經斷絶了的世系，補救政治上的弊端，興起已經荒廢的事業，這些都是王道的重要內容。《易經》顯示了天地、陰陽、四時、五行的相互關係，所以長於變化；《儀禮》規定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故長於行動；《尚書》記載了上古先王的事蹟，所以長於從政；《詩經》記載了山川、溪谷、禽獸、草木、雌雄、男女，所以長於教化；《樂記》是音樂所以成立的根據，所以長於調和性情；《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長於治理百姓。因此，《儀禮》是用來節制人的行為的，《樂記》是用來激發和穆的感情的，《尚書》是用來指導政事的，《詩經》是用來表達內心的情意的，《易經》是用來說明變化的，《春秋》是用來闡明正義的。把一個混亂的社會引導到正確的軌道上來，沒有比《春秋》更有用了。《春秋》全書有數萬字，其中的要點也有數千。萬物萬事的分離與聚合，都記在《春秋》裡了。《春秋》中，臣殺君的有三十六起，亡國的有五十二個，諸侯四處奔走仍然不能保住國家政權的不計其數。觀察他們所以會這樣的原因，都在於失去了根本啊！所以《周易》說『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因此說，『臣殺君，子殺父，不是一朝一夕才這樣的，而是長時期逐漸形成的』。所以，一國之君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則，當面有人進讒他看不見，背後有竊國之賊他也不知道。身為國家大臣的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則，處理一般的事情不知怎樣做才合適，遇到出乎意料的事變不知用變通的權宜之計去對付。作為一國之君和一家之長卻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會蒙受罪魁禍首的惡名。作為大臣和兒子的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會因為陰謀篡位和殺害君父而被誅殺，得一個死罪的名聲。其實，他們都以為自己在幹好事，做了而不知道應該怎麼做，受了毫無根據的批評而不敢反駁。因為不通禮義的宗旨，以至于做國君的不像國君，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做父親的不像父親，做兒子的不像兒子。做國君的不像國君，大臣們就會犯上作亂；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就會遭到殺身之禍；做父親的不像父親，就是沒有倫理道德；做兒子的不像兒子，就是不孝敬父母。這四種行為，是天下最大的過錯。把這四種最大的過錯加在這些人身上，他們也只能接受而不敢推托。所以《春秋》這部書，是關於禮義的主要經典著作。禮的作用是防患于未然，法的作用是除惡於已然；法的除惡作用容易見到，而禮的防患作用難以被人們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