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麼知道。準是別人干的。他一看見亂了，便想在混亂中把整個鄉炸掉。讓他們懷疑是別人干的，他準這麼想。準是政治犯。這兒到處都是帕仁斯克的政治犯。輕點，閉上嘴。有人說話，聽見沒有？施特列澤的人回來了。唉，完蛋啦。別出聲。」
聲音越來越近。皮靴吱吱聲，馬刺叮噹聲。
「您不用辯解，騙不了我。我可不是那種容易上當的人。這兒一定有人說話。」傳來上校盛氣凌人的彼得堡口音，地窖裡聽得越來越清楚。
「大人，也許是您的錯覺。」小葉爾莫萊村長奧特維亞日斯金老頭想說服上校，村長是個漁夫。「既然是村子，自然有人說話，這有什麼可奇怪的。這兒不是墳地呀。也許有人說話。屋子裡住的不是不會說話的牲口。也許家神在夢裡掐得人喘不過氣來。」
「輕點！您要再裝傻，做出一副可憐相，我就給您點顏色看！家神！您也太不像話了。自作聰明到共產國際可就晚了。」
「哪兒能呢，大人，上校先生！哪兒來的共產國際！都是大字不識的文盲。連舊聖經書都看不下來。他們哪兒懂得革命。」
「沒拿到證據之前你們都這麼說。給我把合作社從上到下搜查一遍。把所有箱子裡的東西都抖摟出來，櫃檯底下也都看一遍。跟合作社挨着的房子統統搜查。」
「是，大人，照您的吩咐辦。」
「潘夫努金、里亞貝赫、涅赫瓦林內幾個人活的死的都要。從海底撈出來我也不管。還有加盧津那個小伙子。儘管他爸爸發表愛國演說，想把我們說糊塗了。正相反。我們可不會打腦兒。如果鋪子老闆發表演說，其中必有緣故。這讓人起疑，不符合本性。我們的秘密情報說他們在聖十字鎮的家裡窩藏政治犯，舉行秘密會議。我要捉住那小雜種。我還沒打定主意怎麼處置他，可如果發現什麼，我就絞死他，殺一儆百嘛。」
搜查的人往前走了。等他們走遠了後，科西卡·埋赫瓦林內向嚇得半死的捷廖什卡·加盧津問道：「聽見了沒有？」
「聽見了。」他低聲回答，聲音都變了。「如今咱們同桑卡和格什卡只有進樹林這一條路了。我並不是說永遠獃在那兒。等他們明白過來再說。等他們清醒過來就知道該怎麼辦了。說不定還能回答。」
林中戰士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已經在游擊隊裡做了一年多的俘虜。但這種囚禁的界線很不明確。囚禁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的地方沒有圍牆。既沒人看守他，也沒人監視他。游擊隊一直在移動，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同他們一起轉移。這支部隊並沒同人民群眾隔開，移動的時候經過居民點和居民區。它同居民混雜在一起，融化在他們當中。
彷彿這種從屬關係、這種囚禁並不存在似的，醫生是自由的，只不過不會利用它罷了。醫生的從屬關係，他的囚禁，彷彿同生活當中的其他強迫形式沒有任何不同，同樣是看不見和摸不着的，似乎並不存在，是一種空想和虛構。儘管醫生沒戴手銬腳鐐，也沒人看守他，但他不得不屈從彷彿想象出來的囚禁。
他三次試圖從游擊隊裡逃走，但三次都被抓回來。三次逃走雖然沒受到懲罰，但他是在玩火。他以後沒再嘗試。
游擊隊長利韋裡·米庫利欽對他很寬容，讓他住在自己的帳篷裡，喜歡跟他在一起。這種一廂情願的親近很使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惱火。
這是游擊隊几乎木停地向東方撤退的時期。有時，這種轉移是把高爾察克驅逐出西伯利亞的攻勢的一部分。有時，白軍迂迴游擊隊後方，企圖把他們包圍起來。這時候，游擊隊仍向同一個方向撤退。醫生很久都不明白其中的奧妙。
游擊隊常常同大路兩旁的城鎮和鄉村保持平行的方向撤退，有時還沿著大路撤退。這些城鎮和鄉有時屬於紅軍，有時屬於白軍，就看誰的軍事運氣好了。但從外表很難斷定是誰的政權。
游擊隊經常穿過農民義勇軍的村鎮，它們當中最主要的正是這支拉長了的隊伍。大路兩旁的農舍彷彿縮進地裡，騎兵、馬匹、大炮和背着大衣卷、互相擠碰的高大射手們踩得路面上都是泥，彷彿比房子還高。
一天，醫生在這類村鎮上接收游擊隊繳獲的戰利品——一座英國藥品庫，這座藥品庫是卡比爾將軍的軍官撤退時丟棄的。
這是一個漆黑的雨天，只有兩種顏色：有光的地方是白色，設光的地方是黑色。醫生的心裡同樣是這種單調的明暗，沒有緩和的過渡，沒有半明半暗。
軍隊的頻繁調動完全把道路踩壞了，道路變成一條黑色的泥漿，而且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勝過。街道上只有幾處相隔很遠的地方可以通過，不管從街道哪一邊，都得繞很大的彎才能走到這些地方。醫生便是在這種情況下在帕仁斯克遇到火車上的旅伴佩拉吉娜·佳古諾娃的。
她先認出他來。他沒馬上想起來這個面熟的女人是誰。她從大路那邊，像從運河河岸上似的向他瞥來含有雙重意義的目光，決心同他打招呼，如果他認出她來的話，不然便準備隨時離開。
過了一分鐘，他全都想起來了。在擠滿人的貨車廂、趕去服勞役的人群、押解他們的衛兵和辮子撩到胸脯上的女旅客這幅圖畫當中，他看見了自己家裡的人。去年一家人乘車的情景都清晰地出現在他腦海中。他刻骨思念的親切的面容生動地浮現在他眼前。
他用頭向佳古諾娃指了指，讓她往前走幾步，走到踩着幾塊石頭便可以通過的地方。他也走到這個地方，向佳古諾娃那邊走過去，同她打招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