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千真萬確，完全來自生活本身。您想的是什麼？」
解剖室主任又回到自己的窗前，翻檢他的那些試管，過後又問道：「爐子怎麼樣？」
「謝謝您的介紹。這人真是有意思。將近一個小時談的都是黑格爾和克羅奇。」
「那還用說！人家是海德堡大學的哲學博士。爐子怎麼樣？」
「別提啦。」
「是不是倒煙？」
「就是這個毛病。」
「煙筒裝得不對。插到爐子上的地方應該糊住，那才正好把煙從氣眼拔出去。」
「是把它裝到爐口上了。可是總冒煙。」
「那就是沒找準煙道，排到風道里了。也許是進了通風口。唉，塔拉修克不在！您只好忍耐一陣吧。這也非一日之功。生爐子這事可比不得您彈鋼琴。劈柴準備了嗎？」
「到哪兒去弄啊？」
「我把教堂的更夫給您派來。他搞木柴有門路，能把籬笆牆拆了當柴燒。不過事先提醒您注意，應該跟他講價錢。他漫天要價。或者我把治蟲子的老太婆找來。」
他們下樓來到門房，穿上外衣，然後走到街上。
「找治蟲子的幹什麼？」醫生說。「我們那兒沒有臭蟲。」
「這和臭蟲有什麼關係？我說東，您就說西。不是臭蟲，是劈柴。這個老太婆很會做生意。整幢的房子和屋架她都能當燒的東西買下來，能提供相當可觀的數量。當心，別絆倒，太黑了。在這一帶，過去蒙上眼睛我也能走。每塊石頭我都清楚。我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自從把籬笆牆都拆掉了以後，我睜着眼也認不出來，彷彿是到了陌生的地方。露出來的這一片成了什麼樣子！風格古樸的幾幢小房子周圍長滿了灌木叢，花園裡用的圓桌，已經朽了一半的長椅，就躺在那兒。前幾天我在三條巷子的交叉路口就路過這麼一處荒廢的地方。看到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太太用手杖在地上挖掘，我就說：『上帝給您幫忙，老奶奶。您是不是挖蚯蚓，想釣魚吧？』當然，我這是開玩笑。可她卻一本正經地說：『不是挖蚯蚓，老爺，是找野蘑菇。』說得真不錯，在城裡就跟在森林裡一個樣，到處聞得到發霉的樹葉和蘑菇氣味。」
「我知道這個地方。就在謝列布良內和莫爾昌諾夫斯卡之間，對不對？我從那兒路過，總有些意外的發現。要麼是碰上一二十年沒見過面的熟人，要麼是找到點什麼東西，據說在拐角的地方還有搶劫的事。這也不奇怪，那裡四通八達。到斯摩棱斯克那些殘留下來的黑窩去的路，到處都是。搶了東西再扒衣服，然後逃之夭夭，你連個影子也找不到。」
「燈光也太暗啦。難怪都把路燈叫作紫斑。真是恰到好處。」
的確，無奇不有的意外的事，都在前邊提到的那個地方讓醫生遇到了。深秋，就在十月戰鬥發生前不久一個寒冷漆黑的晚上，他在這個拐角的地方碰上一個人，橫躺在人行道上，神智不清。這人伸開兩臂躺着，頭靠在石砫上，兩腿搭在路邊。他不時斷斷續續地發出輕微的呻吟。對醫生試着讓他恢復知覺而大聲提出的問話，這人只低聲含糊地吐出幾個不連貫的字，又一次昏迷過去。他的頭被打破了，染滿鮮血，經過匆忙的檢查，看來顱骨還是完好的。這個躺倒的人毫無疑問是一次武力搶劫的犧牲品。「皮包，皮包。」他輕聲說了兩三次。
醫生用附近阿爾巴特街藥房的電話叫來了派到聖十字醫院趕馬車的老頭，把這不知名的人送到醫院。
這位遇到不幸的人原來是個知名的政治活動家。醫生治好了他的傷，而此後多年他就成為醫生的一個庇護人，在那充滿懷疑和不信任的年代，讓醫生免受了許多麻煩。
那是個禮拜天。醫生空閒無事，因為他不需要去上班。他們已經按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設想的那樣，在西夫采夫街家裡的那三個房間住下來準備過冬。
天氣寒冷而多風，預兆要降雪的低垂的烏雲，顏色是墨黑的。
從早起就開始生火，不住地冒煙。對如何生火一無所知的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不斷給紐莎出些自己也說不清楚的、幫倒忙的主意，而後者已經讓這些潮濕得點不着的劈柴弄得狼狽不堪。醫生看到這些，而且知道應該怎麼辦，就試着要插手，可是妻子一聲不響地扶住他的肩膀，邊送他走出房間邊說：「回你自己房裡去吧。本來就夠頭疼的啦，還來礙事。你就是有個說話打攪我的習慣。難道還不明白，你的主意只能是火上加油？」
叫奧，油，東漢奇卡，這可太好啦！爐子一下子就能着起來。糟糕的是，我既看不到油，也看不到火。”
「現在不是說俏皮話的時候。你要明白，有的時候根本顧不上這些。」
生火的失敗破壞了禮拜天的計劃。大家原希望在天黑前把必需的事做完，到晚間就空閒了，但現在都落了空。午飯推遲了，想用熱水洗洗頭和做點其他事的打算也都辦不到。‘煙很快就冒得讓人沒法呼吸，大風把煙倒灌到屋子裡。房間裡瀰漫著煙熏的黑霧，如同神話中的死沉沉的林妖。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把所有的人趕到隔壁房間裡去，打開了氣窗。他從爐子裡掏出一半木柴，在剩下的一半當中用細柴和禪樹皮鋪了一條引火道。
新鮮空氣從氣窗奪路而入，擺動着的窗帘向上飄了起來。從寫字檯上飛走了幾張紙。風把遠處的一扇門砰的一聲關上，在各個角落裡迴旋，像貓捉老鼠似的追趕殘存的煙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