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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發現美洲和經好望角通往東方的航路，意大利總逃不了要喪失重要地位，這自不在話下；但是這崩潰也盡可以少有些禍患，對意大利文明素質的破壞性輕一些。
文藝復興不是在哲學上有偉大成就的時期，但是也做出一些事情，對偉大的十七世紀來講是必要的準備。首先，文藝復興運動摧毀了死板的經院哲學體系，這體系已經成了智力上的束縛。恢復了對柏拉圖的研究，因此要求人至少也得有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之間進行選擇所必需的獨立思考。
文藝復興促進了人們對於這兩個人的直接的真正認識，擺脫新柏拉圖派和阿拉伯註釋家的評註。更重要的是，文藝復興運動鼓勵這種習慣：把知識活動看成是樂趣洋溢的社會性活動，而不是旨在保存某個前定的正統學說的遁世冥想。
和拜占庭學問的接觸，使柏拉圖提早替代經院派解釋的亞里士多德。早在那次把東西方兩教會名義上再統一起來的費拉拉宗教會議（
1438）上，就有過一場辯論，在辯論中拜占庭人主張柏拉圖勝似亞里士多德。紀密斯特‧普里索（GemistusPletho）是希臘一個正統信仰很成問題的熱誠的柏拉圖主義者，他對在意大利振興柏拉圖哲學有很大貢獻；還有一個當上樞機主教的希臘人貝薩利昂（Bessarion）也是這樣。科濟莫‧德‧梅狄奇和羅倫佐‧德‧梅狄奇都醉心于柏拉圖；科濟莫創立了廣泛從事柏拉圖研究的弗羅棱斯學院，羅倫佐繼續興辦。科濟莫臨死還傾聽著柏拉圖的一篇對話。不過當時的人文主義者們忙於獲得古代的知識，因此在哲學上不能出什麼獨創性的東西。
文藝復興不是民眾性運動；是少數學者和藝術家的運動，受到一些慷慨的文藝獎勵者，特別受到梅狄奇家和崇尚人文主義的教皇們的贊助。假若當初沒有這些獎勵者，它取得的成功說不定會小得多。十四世紀的佩脫拉克和薄卡丘按精神講屬於文藝復興時代，但是由於當時的政治條件不同，所以他們的直接影響比不上十五世紀的人文主義者。 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者對教會的態度，很難簡單刻畫。有的人是直言不諱的自由思想家，不過即使這種人通常也受「終傅」在覺到死亡迫臨的時候與教會和解。大多數學者痛感當時教皇的罪惡，然而他們還是樂於受教皇的起用。歷史學家貴查第尼（Guic－ciardini）在
1529年寫道：
「再沒有誰比我更憎惡祭司的野心、貪婪和放蕩了；不僅因為這些惡習每一件本身就可恨，而且因為其中每一件統統和自稱與神有特殊關係的人極不相稱，同時還因為這些惡習又是那麼相互對立的，只在生性十分奇僻古怪的人身上才能共存。儘管如此，我在幾任教皇教廷中的位置，迫使我只得為了切身利益希求他們偉大。但是，如果不是為了這個緣故，我早已像愛自己一樣愛馬丁‧路德了；這並不是為我個人擺脫一般所理解和解釋的基督教加給人的戒律，倒是為了要眼看這幫無賴被押回自己的本位，好叫他們不得不去過沒罪惡或沒權柄的生活。」
這真坦率得痛快，清楚地擺明了人文主義者所以不能發起宗教革新的理由。況且，他們當中大多數人在正統信仰和自由思想之間看不出任何折衷辦法；他們已經不再具有對神學微妙處的中古感受性，所以像路德的那種立場，在他們是做不到的。馬祖求講罷了修士、修女和修道僧的惡端，說：
“對他們最好不過的懲罰恐怕就是讓神把煉獄取消；這一來他們便不會再受到佈施，
只得重新去過鋤鍬生活了。”
但是他卻沒像路德那樣，想到去否認煉獄，同時又保留大部分天主教義。
羅馬的財富不過稍許指靠由教皇領地得到的歲收，主要是通過一個主張教皇握著天國鑰匙的神學體系，從全天主教世界斂集的獻金。哪個意大利人對這體系表示異議而收到實效，就難保不引起意大利貧困化，使它喪失在西方世界中的地位。因此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的異端是純粹精神上的異端，沒釀成教會分裂，也未惹出任何要發起脫離教會的民眾性運動。唯一的例外，還是個很不完全的例外，就是按精神講屬於中世紀的薩萬納羅拉。
大多數人文主義者把在古代受到維護的那些迷信保留下來。魔法和巫術也許是邪道，但不認為這種事是不會有的。尹諾森八世在
1484年下了一道反巫術的敕令，結果在德意志及其它地方引起了一場對女巫的觸目驚心的大迫害。占星術特別受自由思想家們重視，達到了古代以來未有的風行。從教會裡得到解放的最初結果，並不是使人們的思考合乎理智，倒是讓人對古代樣樣荒誕無稽的東西廣開心竅。
在道德方面，解放的最初結果同樣悲慘。舊道德規律不再受人尊重；城邦邦主一大半都是通過變節背叛獲得地位，靠無情的殘酷手段維繫住統治的。樞機主教受邀請赴教皇加冕禮宴時，他們唯恐放毒，自帶酒和酒童。除薩萬納羅拉以外，在這時期難得有一個意大利人為公眾的利益冒任何犧牲。教皇腐化的禍患有目共睹，但是毫無對策。意大利統一的好處顯而易見，邦主們卻不會聯合起來。異族統治的危險近在眼前，然而每一個意大利邦主在與其他任何意大利邦主的任何一次爭執裡，還情願乞求任何外強的援助，甚至于乞求土耳其人。除開毀壞古代抄本這事情而外，文藝復興時期的人不經常犯的罪過我想不出一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