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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政府的目的在於整個集體的好處時，它就是一個好政府；當它只顧及自身時，它就是一個壞政府。有三種政府是好的：即，君主制、貴族制和立憲政府（或者共和制）；有三種政府是壞的：即，僭主制、寡頭制和民主制。還有許多種混合的中間形式。並且還須指出，好政府和壞政府是被當權者的道德品質所規定的，而不是被憲法的形式所規定的。可是，這只有部分的真確性。貴族制就是有德的人的統治，寡頭制就是富人的統治，而亞里士多德並不認為德行與財富是嚴格的同義語。亞里士多德按照中庸之道的學說所主張的乃是，適度的資產才最能夠與德行結合在一片：「人類並不借助于外在的財貨才能獲得或者保持德行，反而是外在的財富要借助于德行；幸福無論是存在於快樂，還是存在於德行，還是兼存於這兩者，往往總是在那些在自己的心靈上與性格上有着最高度的教養卻只有適度的身外財富的人們的身上才能夠找得到，而不是在那些具有多得無用的身外財貨卻缺少高尚品質的人們的身上找到的」（
1323a與b）。因此最好的人的統治（貴族制）與最富的人的統治（寡頭制）二者之間是有區別的，因為最好的人往往只有適度的財富。民主制與共和制之間——除了政府的倫理差異而外——也是有區別的，因為亞里士多德所稱之為「共和制」的，保留着有某種寡頭制的成份在內（
1293b）。但是君主制與僭主制之間的唯一區別則只是倫理的。
他強調要以統治政黨的經濟地位來區別寡頭制與民主制：當富人完全不考慮到窮人而統治的時候便是寡頭制，當權力操在貧困者的手裡而他們不顧及富人的利益時便是民主制。
君主制比貴族制更好，貴族制比共和制更好。但是最好的一腐化就成為最壞的；因此僭主制就比寡頭制更壞，寡頭制就比民主制更壞。亞里士多德就以這種方式達到了一種有限度的為民主制進行辯護；因為絶大多數的實際政府都是壞的，所以在實際的政府中，民主制倒也許是最好的。
希臘人的民主概念在許多方面要比我們的更極端得多；例如亞里士多德說，選舉行政官的辦法是寡頭制的，而用抽籤來任命行政官才是民主的。在極端的民主制裡公民大會是高於法律之上的，並且獨立地決定每一個問題。雅典的法庭是由抽籤選出來的大量公民所組成的，而不需任何法學家來幫忙；這些人當然易於被雄辯或者黨派的感情所左右。所以當他批評民主制的時候，我們必須理解他所指的乃是這種東西。
亞里士多德對於革命的原因曾有長期的討論。在希臘，革命的頻繁就象已往在拉丁美洲一樣，所以亞里士多德有着豐富的經驗可以引征。革命主要的原因，則是寡頭派與民主派的衝突。亞里士多德說民主制產生於一種信念，即同等自由的人們應當在一切方面都是平等的；而寡頭制則產生於一種事實，即在某些方面優異的人要求得過多。兩者都有一種正義，但都不是最好的一種。「因此只要兩黨在政府中的地位與他們所預想的觀念不相符，他們就會掀起革命」（
1301a）。民主的政府比寡頭制更不容易有革命，因為寡頭們彼此之間可以起糾紛。寡頭們似乎都是些精力旺盛的傢伙們。他告訴我們說，在有些城邦裡寡頭們宣誓說：「我要做一個人民之敵，我要竭盡全力設法來對他們加以一切的傷害」。今天的反動派可就沒有這麼坦白了。
防止革命所必須的三件事情就是：政府的宣傳教育，尊重法律（哪怕是在最小的事情上），以及法律上與行政上的正義，也就是說「按比例的平等並且使每一個人都享受自己的所有」（
1307a，
1307b，
1310a）。亞里士多德似乎從未體會到過「按比例的平等」的困難。如果這就是真的正義，那末比例就必須是德.行.的比例。可是德行是難於衡量的，而且是一件具有黨性爭論的事情。所以在政治的實踐上，德行總是傾向于以收入來衡量的；亞里士多德試圖在貴族制與寡頭制之間所做的那種區別，唯有在有着根深蒂固的世襲貴族的地方纔是可能的。縱使是那樣，但一旦有了一個巨大的富人階級而又非貴族階級的時候，也就必須讓他們享有政權，以免他們釀成一場革命。但除非是在土地几乎是唯一的財富來源的地方，否則的話世襲的貴族制是決不可能長期保持他們的權力的。一切社會的不平等，從長遠看來，都是收入上的不平等。擁護民主制的一部分論據就是：想要根據財富以外的任何其他優點而奠定的「按比例的正義」的任何試圖都必然是要破滅的。為寡頭制而辯護的人們聲稱收入是與德行成比例的；先知說他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正直的人討飯；而亞里士多德則認為善人獲得的恰好是他自己的收入，既不太多也不太少。但是這些觀點都是荒謬的。除非是絶對的平等，此外任何一種「正義」在實踐上都得酬報某種與德行迥然不同的品質，因此都是應該加以譴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