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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必須承認以下事實：在西方國家，許多知識階層中的年輕人，由於發現沒有合適的職業適合自己的才能，從而越來越感到不幸，然而，這種情況並不見于東方國家。現在，世界其它地方的年輕人大概都不如蘇聯的知識青年們那麼幸福，蘇聯的年輕人要去建立一個嶄新的世界，因而相應地具有一種熱誠的信仰，老年人有的被處死了，有的被餓死了，有的被放逐了，有的被清除了，這樣，他們便不能強迫年輕人在要麼行兇為惡，要麼無所事事之間作出唯一的選擇，就象在所有的西方國家裡一樣。對有教養的西方人來說，蘇聯青年的信仰也許是無情的，可是對於信仰，他們除此之外還能提出什麼異議呢？這些青年人確實在建立一個嶄新的世界，一個符合人們意願的世界，這世界一旦建成，它几乎毫無疑問將使普通的蘇聯人比起革命前來要幸福得多。這一世界，也許並不適合于有文化的西方知識分子居住，但他們也並不非得去那裡生活才行。
因而，無論從哪一個實際的角度來判斷，蘇聯青年的信仰是持之有據的，除了基於理論的種什批評之外，對這一信仰進行的譴責——說它是非人道主義的——實在是毫無道理。
在印度、中國和日本，外部的政治環境擾亂了青年知識分子的幸福，但不存在像西方國家那樣的內部障礙。許多活動對於年輕人來說是極為重要的，如果這種活動能夠取得成功，那麼青年人便會感到幸福。他們覺得自己在國家以及民族生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們有着日思夜盼的目標——雖說這種目標的實現面臨着重重困難，但並不是無法實現的；而西方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在日常生活中，常表現出玩世不恭的態度，這種態度乃是安逸和軟弱的揉合物，軟弱使人感到一切忙碌勞作都是不值得的，安逸則使這一痛苦的感受變得可以容忍。在整個東方；大學生們能希望對公眾輿論有很大的影響，而這在西方都是不可能的。
不過，東方大學生發財的機會比西方大學生要少得多。正因為既不軟弱又不安逸，他才成為一個改革家或革命者，而不是一個玩世不恭的人，改革家或革命者的幸福有賴于公共事業，哪怕在面臨死神的時候，他或許比那些玩世不恭的人享受的幸福還多，還實在。我記得有一個年輕的中國人，他來我校作客，並打算回去在反動勢力的區域內建立一所與我校相似的學校。雖然這樣做的結果也許會是他的腦袋落地，但他是那般平靜和幸福，以至於我也不得不暗自稱羡。
然而，我並不是主張，只有這些平凡的幸福才是可能的。實際上，只有少數人才能擁有它們，因為它們需要一種極不尋常的能力和廣博的興趣。並不是只有傑出的科學家才能從自己的工作中獲得樂趣，也並不是只有大政治家才能從其鼓吹的事業中獲得愉悅。工作的樂趣對所有具備特殊才能的人都是敞開的，只要他能夠從自己的技能的適用中獲得滿足，而不是要求全世界的讚譽就行。
我曾經認識一位少年時雙腿便殘廢的男子，在後來的漫長歲月裡，他非常寧靜、幸福。他之所以會有這麼幸福，是因為他創作了一部長達五卷的關於玫瑰花枯萎病的專著。在我眼裡，他是這方面的第一流專家。我無緣結識一大批貝殼學家，但是從認識他們的人那兒，我知道研究貝殼確實給那些樂此不疲的人帶來了幸福。
我還認識一位世界上最優秀的排字工，他是所有那些有志于創新字型的人的榜樣。但是，那些有聲望的人對他的尊重所給予他的快樂，遠不及他運用自己的技巧時獲得的真正的快樂——這一快樂與優秀的舞蹈家從跳舞之中獲得的快樂大體相當。我也認識另外一些排字能手，他們能排數學字型，景教手稿，楔形文字，或任何冷僻和困難的文稿。我並沒有去專門研究和考察這些人的私生活是否幸福，但我相信，在工作時間裡，他們建設性的本能是得到了充分的滿足的。
人們習慣于認為，在我們的機器時代，技術性工作所提供的快樂比過去的手工時代更少了。我根本不相信這是真的。確實，今天，技術工人從事着與吸引着中世紀行會的活動迎然不同的工作，但是在機器經濟中，他仍然具有舉足輕重、不可或缺的地位。那些製造科學儀器和精密機器的人，那些設計師，那些飛機工程師，司機以及其他許多人，從事的仍然是一種几乎可以讓技能得到無限發展的職業。
就我以往的觀察，在相對落後的地區，農業工人和農民並不如汽車或火車司機幸福，在自己土地上耕作的農民，時而犁地，時而播種，時而收穫，這種工作確實豐富多彩，但這得看老天爺的險色行事，而且這些農民也確信這一點。但是，對於製造現代機械的人來說，他能意識到自己的力量，他能感到人類是自然的主人，而不是奴隷。當然，對於那些僅僅看管機器的人來說，這種工作是極端乏味的，因為他們機械地重複着同樣的操作，很少有變化。而且工作越乏味，他們就越有可能讓機器來操縱。
機器生產的最終目的——我們的確遠未達到這一階段——在於建成這樣一種體制：機器從事一切乏味的工作，人類則從事變化多端和創造性的工作。在這樣的世界上，比起農業時代來說，工作將變得不再乏味，不再令人壓抑。在開始從事農業的時候，人類便習慣于枯燥無味的生活，以便擺脫饑餓的威脅。當人們依靠狩獵能獲得食物的時候，工作便成了一種樂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