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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打算跟很早以前在列寧格勒相識的一個女子通信，好幾個月一直指望她會到這裡來。（然而，誰會拋棄列寧格勒的住宅，到他這鬼地方來？）就在這時腫瘤出現了，它以持續難忍的疼痛排斥了其他的一切，連女人也不比一般的好』動人更有吸引人的地方了。
奧列格體會到，流放不只是有使人心情壓抑的一面——這一點即使根據文學作品，人人也會知道（不是你所喜歡的地方；不是你所願意與其相處的人），而且還有使人感到解脫的一面——這一面很少有人知道：從懷疑中、從對自己負責的約束中解脫出來。倒霉的倒不是被流放的人，而是領到帶有「第
39條」污點的身份證的那些人，他們必須不停地奔波，設法安身，尋找工作，可是又到處碰壁，老是為每一個細節的失檢而責備自己。可來到流放地，囚犯反而覺得名正言順，因為不是他心血來潮要到這裡，所以誰也不能把他從這裡趕走！當局已為他作了安排，他已不再擔心會失去某處的好位置，不再為謀求更好的待遇而忙活。他知道他只有這惟一的一條路可走，這樣倒也使他精神振奮。
現在，身體開始康復的奧列格，又面對著錯綜複雜的生活，他為有烏什一捷列克這樣一小塊福地而感到愉快，那裡為他作了一定的安排，那裡一切都清清楚楚，那裡大家似乎也把他完全當做公民看待，很快他就會像回家一樣回到那裡去。那邊已有一些親緣的紐帶在牽動着他，他也由衷想把那個地方稱為「我們那兒」。
在這之前，奧列格在烏什一捷列克獃的一年裡有
9個月是生病，所以很少仔細觀察那裡的景色和生活的細微之處，很少仔細地欣賞。對一個病人來說，草原似乎灰塵太多，陽光似乎過于灼人，宅旁的園地似乎被烤得過焦，和泥製作磚坯似乎太費力氣。
而現在，就像那些叫春的毛驢一樣，當生命的號角又在他身上吹響的時候，奧列格一邊在這個樹多、人多、色彩多樣、磚房座座的醫療中心的小徑上漫步，一邊滿懷深情地回憶起烏什一捷列克那個世界裡平淡無奇的一草一木。那個平淡無奇的世界對他來說是更為可貴的，因為那是他自己的世界，至死是自己的，水流是自己的世界，而這裡卻是臨時的，暫住的。
他回想起草原上的「茹桑」——苦味有如黃連，又是那麼使人感到親切！他也想起了多刺的「讓塔克」。還想起刺兒更多的「金吉爾」，這種植物會爬滿籬笆，五月裡開紫花，芬芳襲人，有如丁香。還有那「芝杜」樹——它的花香濃得令人頭暈，一如慾念超過限度、香水噴得過多的女人。
這又是多麼奇怪，一個同俄羅斯的小片叢林、小塊田地感情上有着千絲萬縷聯繫的俄羅斯人，總是眷戀俄羅斯中部那沉靜而拘謹的自然景色，可是在被迫永久流放到這裡來以後，竟會愛上這個時而炎熱、時而狂風突起的荒僻曠野，把無風的陰天當做休息日，雨天則視若過節，而且，直到老死都住在這裡似乎也俯首聽命。他對像薩雷姆貝托夫、捷列根諾夫、毛烏凱耶夫、斯科科夫兄弟這樣一些人似乎已經有了感情，儘管還沒有掌握他們的語言；透過虛妄與虔誠相混的心態乃至感情的衝動，透過他們對古老氏族的愚忠，他看出這是一個本質上純樸的民族，永遠都是坦誠相見，以美好的願望報答美好的願望。
奧列格已經
34歲了。所有的大專院校都不收
35歲以上的學生。他已經永遠得不到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了。沒有這種機會也就算了。
還是在前不久他從一個磚坯工提升為土地測量員助手（他向卓婭說是測量員，那是撒了個謊，其實只是助手，工資為
350盧布）。他的上司，區土地測量員，對於測桿上的刻度還不甚明了，因此奧列格的工作按說是夠多的了，但他几乎沒什麼事情可做，因為集體農莊都有永久（又是永久）使用分給它們的那些土地的證書只是偶爾才需要他去把集體農莊的土地割出一部分作為擴大村鎮建設使用。他還遠不如一個米拉勒！這農田灌溉的主宰米拉勃，眼睛不看也能感覺出背后土地的水分變化。隨着時間的推移，奧列格大概也會把生活安排得好些。
但即使在目前，他回想起烏什一捷列克來心裡也總是那麼熱乎乎的，只等療程結束就回到那邊去，哪怕健康只恢復了一半也要去那裡，這又是怎麼回事？
對自己的流放地懷着滿肚子怨氣，憎恨它，詛咒它，豈不更合乎情理？其實不然，就連本該受到諷刺作家鞭撻的事情，在奧列格看來也不過是笑料而已。就拿新來的校長阿本·別爾傑諾夫來說，他從牆上把薩夫拉索夫的《白嘴鴨》這幅畫撕下來扔到了柜子後面（因為他看到畫上有教堂，認為那是宗教宣傳品）。還有那位區衛生局長，一位精力充沛的俄羅斯女同志，她經常在講台上向區裡的知識分子做報告，私下裡卻以兩倍的價錢向當他的女士們銷售一種新花色的中國絝紗，直到這種料子在區百貨商店也出現了為止。還有，救護車常常是煙塵滾滾地疾馳而過，但往往不是運載病人，而是充當區委會的小轎車，要麼就是給當官的家裡分送麵粉和奶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