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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打的第二針，一點也沒見效：腫瘤沒有消退，也未變軟，還像一個鐵疙瘩似的抵着他的下頜。今天，周身乏力的魯薩諾夫，正躺在那裡等打第三針，預料又將陷于痛苦的話妄。他跟卡芭已經商量好了，如果
3針不見效，就去莫斯科，但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已完全喪失了鬥志，只在這時他才感到了無可倖免的前景：不管
3針還是
10針，在這裡還是在莫斯科，只要藥物對腫瘤不起作用，就會拿腫瘤沒有辦法。不錯，腫瘤還不等於死亡，它可以留在身上，把人變成殘廢、畸形，使人臥床不起，但是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畢竟沒有看到腫瘤與死亡之間的聯繫，直到昨天為止。
那個看了不少醫書的啃骨者在昨天之前還沒給別人講解過，腫瘤會向全身擴散毒素，因而絶對不能讓它留在體內。
此時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感到一陣刺痛，於是他明白了，完全不理會死亡是不行的。昨天他在樓下親眼看到人們怎樣給一個手術後的病人用被單連頭蓋起來。現在他才明白他從護理員之間交談中所聽到的「這個人快蓋被單了」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原來是這麼回事！死亡在我們的心目中是黑色的，但這僅僅是它的前兆，而真正的死亡倒是白色的。
當然，魯薩諾夫也知道，既然所有的人都免不了要死去，自己也終究有一天要安排後事。但那是在某個時候．而不是現在！某個時候死去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此刻死去。
白色、冷漠的死亡以一條被單的面貌出現，裹着空虛無形的軀體，微着拖鞋，小心翼翼地悄然走近他，而遭到死亡偷襲的魯薩諾夫，不僅無法同它鬥爭，甚至慌了手腳，一個主意也拿不定，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它是非法來到的，沒有一條規定，沒有一項指示能夠保護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
他惋惜起自己來了。他不忍想像，這樣目的明確、蒸蒸日上、甚至可以說美好的生活，竟被這橫飛而來的腫瘤石子破壞了，他的頭腦怎麼也無法承認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他是那麼惋惜自己，簡直眼淚都湧現出來了，視線也時刻變得模糊。白天他時而用眼鏡掩蓋眼淚，時而彷彿由於傷風而用手帕遮住。可這天夜裡他卻悄悄地哭了很久，在自己面前一點也不感到難為情。從童年開始他就沒有哭過，他不記得哭是怎麼回事，更不記得哭出的眼淚有時會使內心變得輕鬆一些。
他們未能推遲他的危險和不幸——癌症死亡也罷，歸案重審也罷，面臨的打針和新的調妄也罷，彷彿都把他抬到這些危險的一個新的台階上。他似乎心裡比較明朗了。
可他還很虛弱，很少翻身，不想吃東西。他是如此虛弱，甚至在這種狀態裡還找到了某種快慰，但卻是不吉之兆，就像一個凍僵的人無力動彈一樣。他似乎變得麻痹了，又像是被棉花堵住了耳朵的聾子，不再懷着平時那種滿腔的公民熱血去對待周圍的事物了——跟醜惡的錯誤現象作不調和的鬥爭。昨天，啃骨者還向院長謊稱自己是墾荒者，可只要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一開口，說兩句話，啃骨者就會馬上從這裡滾蛋。
可他什麼也沒說，自始至終沉默。從公民覺悟的觀點來看，這是不應該的，他的職責就是戳穿謊言。但不知為什麼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竟然沒有說話。這倒不是因為沒有說話的力氣了或者害怕啃骨者會報復，不，不是因為這個。
而似乎是他根本就不願說話，彷彿病房裡所發生的一切，並不是都跟他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相干。甚至還有這樣不可思議的感情，認為這個愛嚷嚷的魯莽漢子歸根到底也是個成年人了，有他自己並不怎麼幸福的命運，那就讓他愛怎麼生活就怎麼生活吧，儘管他時而不許熄燈，時而蠻不講理地打開通風小窗，時而又不知趣地首先去拿沒人碰過的乾淨報紙。
而今天啃骨者就更出醜了。化驗室的一個姑娘來統計選民名單（病人在醫院裡也要參加選舉），她向大家收身份證，所有的人都交了身份證或集體農莊的證明，而科斯托格洛托夫卻什麼證件也沒有。化驗員自然感到驚訝，一定要他出示身份證。就這樣，科斯托格洛托夫居然大吵大閙了起來，說她應該具備起碼的政治常識，流放者有各種各樣，她不妨打電話到某處去問；說他有選舉權，不過萬不得已他也可以不參加投票。
這時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才意識到，自己鄰床的這個人是怎樣一個胡攪蠻纏和不可救藥的傢伙！但是，這本該使魯薩諾夫感到後怕，後悔自己住進這所醫院無異於陷入一個賊窩，竟然躺在這樣的人中間，可他反倒缺乏鬥志，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讓科斯托格洛托夫愛怎樣就怎樣好了；讓費德拉馬愛怎樣就怎樣好了；讓西布加托夫愛怎樣就怎樣好了。讓他們所有這些人都在這裡治病好了。讓他們都活着好了，只要他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也能活下來就行。
裹着白色被單的死神在他前方聳立着。
讓他們都活着好了，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也不再去追問他們的老底，不再去審查他們。不過這得有個條件，那就是他們也不得探聽他的底細。任何人都不得算老賬。過去的就算過去了，如今再去翻老底，看
18年前誰在哪方面犯了錯誤，也是不公正的。
從穿堂裡傳來了護理員內利妞刺耳的聲音，全院只有她才有這樣的尖嗓門。這是她大約隔着
20米在問誰，甚至任何稱呼都不喊：
「喂，這雙提亮的皮鞋值多少錢？」
對面那個姑娘回答了什麼，倒是聽不清楚，接着又是內利妞在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