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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宇自謂「有志而不能篤」，不知所謂志者果何如？其不能篤者又誰也？謂「聖賢之學能靜，可以制動」，不知若何而能靜？靜與動有二心乎？謂「臨政行事之際，把捉摸擬，強之使歸於道，固亦卒有所未能，然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不知如何其為功？謂「開卷有得，接賢人君子便自觸發」，不知所觸發者何物？又「賴二事而後觸發」則二事之外所作何務？當是之時，所謂志者果何在也？凡此數語，非天宇實用其力不能有。然亦足以見講學之未明，故尚有此耳。或思之有得，不厭寄示。
二
甲戌
承書惠，感感。中間問學之意，懇切有加于舊，足知進于斯道也。喜幸何如！但其間猶有未盡區區之意者。既承不鄙，何敢不竭！然望詳察，庶于斯道有所發明耳。
來書云：「誠身以格物，乍讀不能無疑，既而細詢之希顏，始悉其說。」區區未嘗有「誠身格物」之說，豈出於希顏邪？鄙意但謂君子之學以誠意為主，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也。猶饑者以求飽為事，飲食者，求飽之事也。希顏頗悉鄙意，不應有此。
或恐一時言之未瑩耳。幸更細講之。
又云：「《大學》一書，古人為學次第。朱先生謂窮理之極而後意誠，其與所謂居敬窮理、非存心無以致知者，固相為矛盾矣。蓋居敬存心之說補于傳文，而聖經所指，直謂其窮理而後心正。初學之士，執經而不考傳，其流之弊，安得不至于支離邪！」《大學》次第，但言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
若「躬理之極而後意誠」，此則朱先生之說如此。其間亦自無大相矛盾。但于《大學》本旨，卻恐未盡合耳。「非存心無以致知」，此語不獨于《大學》未盡，就于《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旨，亦或有未盡。
然此等處言之甚長，非面悉不可。後之學者，附會于《補傳》而不深考于經旨，牽制於文羲而不體認于身心，是以往往失之支離而卒無所得，恐非執經而不考傳之過也。
又云：「不由窮理而遽加誠身之功，恐誠非所誠，適足以為偽而已矣。」此言甚善。但不知誠身之功又何如作用耳，幸體認之！
又言「譬之行道者，如大都為所歸宿之地，猶所謂至善也。行道者不辭險阻，決意向前，猶存心也。如使斯人不識大都所在，泛焉欲往，其不南走越北走胡幾希矣。」此譬大略皆是，但以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別為存心，未免牽合之苦，而不得其要耳。
夫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此正是誠意之意。審如是，則其所以問道途，具資斧，戒舟車，皆有不容已者。不然，又安在其為決意向前，而亦安所前乎？夫不識大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則亦欲往而已，未嘗真往也。惟其欲往而未嘗真往，是以道途之不問，資斧之不具，舟車之不戒。
若決意向前，則真往矣。真往者，能如是乎？此最工夫切要者，以天宇之高明篤實而反求之，自當不言而喻矣。
又云「格物之說，昔人以捍去外物為言矣。捍去外物則此心存矣。心存，則所以致知者，皆是為己。」如此說，卻是「捍去外物」為一事，「致知」又為一事。
「捍去外物」之說，亦未為甚害，然止捍禦于其外，則亦未有拔去病根之意，非所謂「克己求仁，」之功矣。區區格物之說亦不如此。《大學》之所謂「誠意」即《中庸》之所謂「誠身」也。《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即《中庸》之所謂「明善」也。
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皆所謂明善而為誠身之功也，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格物致知之外，又豈別有所謂誠意之功乎？《書》之所謂「精一」，《語》之所謂「博文約禮」，《中庸》之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皆若此而已。是乃學問用功之要，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也。
心之精微，口莫能述，亦豈筆端所能盡已！喜榮擢北上有期矣，倘能迂道江濱，謀一夕之話，庶幾能有所發明。冗遽中不悉。
寄李道夫
乙亥
此學不講久矣。鄙人之見，自謂于此頗有發明。而聞者往往詆以為異，獨執事傾心相信，確然不疑，其為喜慰，何啻空谷之足音！
別後時聞士夫傳說，近又徐曰仁自西江還，益得備聞執事任道之勇、執德之堅，令人起躍奮迅。「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誠得弘毅如執事者二三人，自足以為天下倡。彼依阿僂你之徒雖多，亦奚以為哉？幸甚幸甚！
比聞列郡之始，即欲以此學為教，仁者之心自然若此，仆誠甚為執事喜，然又甚為執事憂也。學絶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為德而反以為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因事啟沃，寬心平氣以薰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說，是故為力易而收效溥。不然，將有扞格不勝之患，而且為君子愛人之累，不知尊意以為何如耶？
病疏已再上，尚未得報。果遂此圖，舟過嘉禾，面話有日。
與陸原靜
丙子
書來，知貴恙已平復，甚喜！書中勤勤問學，惟恐失墜，足知進修之志不怠，又甚喜！異時發揮斯道，使來者有所興起，非吾子誰望乎？所問《大學》、《中庸》注，向嘗略具草稿，自以所養未純，未免務外欲速之病，尋已焚燬。近雖覺稍進，意亦未敢便以為至，姑俟異日山中與諸賢商量共成之，故皆未有書。其意旨大略，則固平日已為清伯言之矣。因是益加體認研究，當自有見；汲汲求此，恐猶未免舊日之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