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頁
這是一個有悔過精神的君主制時代。國王已變成第一公僕，為了人民的幸福，從事着人民無法為自己做到的事務，一場導致許多繁榮和開明行政事例的改革運動已經起步。有些人瞭解邪惡的法律所造成的無以言表的痛苦和不公，有些人生活在既無教養也無組織的群眾的恐怖之中，在他們看來，自上而下進行改革的想法，似乎優於紐卡斯特和諾斯為了英格蘭地主的利益而管理的議會制政府。從表現和言論上看，經濟學家們比孟德斯鳩更少自由主義，因為他們對當時的罪惡，對大刀闊斧改革的要求，有着無比深刻的感受。他們打算用專制主義之手去破壞專制主義制度。他們不是它的敵人，而是它的謀士，希望用他們的勸諫使它發生轉變。創造國民財富的自由權，是不可缺少的自由權，其他方面的自由權將隨之而至。疾病折磨病人的時間已經太久，他已不可能自我療治了：寬慰必須來自苦難的製造者。製造邪惡的權力同樣有利於剷除邪惡。比維持原狀困難得多的改革，對於經濟學家們並不更可怕，因為它的主要內容就是廢除一個更黑暗時代的邪惡後果。他們認為自己的使命不是制定新的法律——因為神並沒有把這項工作委託給人類——而是隻宣佈社會生活所固有的法律，使它們通行於人間。
20年後，國會公民的選舉人如同這些經濟學家一樣，清楚地指出了社會和政治組織的缺陷，並且几乎為所有的事情開出了藥方。但是他們被人說服了，惟一能夠重振法蘭西的辦法就是來一場震盪，一場被國民性格搞得極為可怕的震盪。他們渴望一個國民教育的龐大計劃，因為不准備好土壤，號召就沒有根基。可以斷定的政治真理是，受到教育的大眾的意見，將是戰無不勝的，將消除權力的濫用。抵抗壓迫就是與天國結盟，而抵抗自由的自然秩序的所有事物都是壓迫性的。因為社會保障着權利，它既不授予也不限制它們，它們是義務的直接結果。就像真理只能通過揭露錯誤和戰勝異議而使人信服一樣，因此自由是真理的必要衛士。社會不是建立在人的意志上，而是建立在人的天性和神的意志上；遵守天定的秩序必得回報。拯救受苦人是一切人的義務和一切人的事情。這就是那一群非凡之士，特別是莫西·德·拉·裡維裡的精神，狄德羅說，只有他瞭解使帝國得到安全和幸福的真正而永恆的秘密。不錯，杜爾哥在公職上無所成就，但他的名望並未減少，在革命爆發時，他的名字所具有的力量超過所有其他人。因此另一些建議受到支持，他的利用王權改革國家的政策立刻便被拋棄了，但在國民公會的許多法令中仍可找到他的影響，在兩個很有紀念意義的事情上，他的影響隱而不彰。土地是財富的真正來源，或如阿斯吉爾所說，土地是人們的全部事務所在——這是那個派別的核心信條。當法國的一大部分變成國民財產時，人們更容易被說服：土地可以用作公共信用和無限讓渡(assignats)的基礎。按照我們很快必須考慮的一種有力的觀點，革命的歧路出現在這一天：法國人拒絶了英國和美國的先例，決定建立一個不分立的單一立法機關。它是賓夕法尼亞模式，而伏爾泰聲明賓夕法尼亞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富蘭克林說，他那個州的憲法已得到了神的批准，杜爾哥則是它在歐洲的熱情倡導者。
一個在乎等的民主制之上進行統治的國王，和一種通過國王而統治自身的民主制度，是第一次國民公會上長期鬥爭的兩種觀念。一種君主制符合杜爾哥的學說，另一種君主制適合盧梭的思想，後者一度占了上風。盧梭是一個只有一座城鎮的小共和國的公民，他卻聲稱它的例子適用於全世界的政府。它就是日內瓦，但並不是他實際看到的日內瓦，而是他從中抽象出的那些基本原則，是被改造了的日內瓦——弗羅斯特州和蘭德吉邁德所反映的日內瓦，而不是它自己的憲章所反映的日內瓦。這種思想是，成年人聚集在市場，如同格萊勒斯的農民聚集在樹下，管理自己的事務，任免官員，授予和撤回權力。他們是平等的，因為每個人的投票權都得到保障，因此有着完全一樣權利維護自己的利益。所有的福利安全地掌握在所有人的手中，因為他們沒有從財富的利己主義中孳生的分立的利益，也沒有扭曲的教育所培養出的排他性觀點。既然一切人在權力上是平等的，在目的上是相似的，所以也不存在一些人應當分裂為少數派的正當理由。有一種默示的契約，即任何部分都不能比全體更受優待，少數應總是服從。制定法律並不需要聰明人，因為聰明人和他們的法律是所有不幸的根源，自然是比文明更好的嚮導，因為自然來自神，而神的創造是好的；文化來自人，人的創造是邪惡的，離自然的純潔愈遠，邪惡愈甚。當他增加對自己的慾望，尋求更多文雅的愉悅，並儲備更多的奢侈品時，亦是如此。它導致不平等、自私和公共精神的腐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