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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孟德斯鳩作為第一流的在世作家，處在名望的巔峰而滿足於沉思過去時，在巴黎神學院有一位教導人們寄託希望和努力於未來的學生，在23歲時就領導了世界潮流。杜爾哥，當他宣稱向上成長和進步是人類生活的法則時，正在學着成為一名教士。對我們來說，在科學的任何時代，想像基督教沒有進步的特性，沒有改善靈魂和社會的能力，是很困難的。但這種觀念是緩慢養成的。在原罪的重負之下，人們習慣于意識到墮落，每一代都承認他們是父母的不肖兒女，並且不耐煩地期待着將至的末日。從盧克萊修和塞涅卡到帕斯卡和萊布尼茨，我們遇到少數零散而無助的插曲，表示着朝向完美的進步，帶來光明的火炬手手相傳，但它們缺乏權勢或光彩。杜爾哥一下子便讓這種觀唸成了習以為常的東西，它變成了在勤於思考的頭腦中四處蔓延的力量，而新興科學也在證實着它。他賦予歷史一層更深的意義，使它具有了統一的趨勢和方向，變動無常中有了恆久之物，發展代替了變化。他所指的進步既是道德的也是智力的；當他聲稱他那時的惡棍卻是更早世紀尊崇的榜樣時，他沒有考慮到人的邪惡。他的分析為未來的探索者，為萊辛，尤其是黑格爾，留下了難窺其堂奧的深邃思想。但他教導人類期待着未來與過去不同，它將會更美好，以及，歷代經驗可以作為指示和告誡，但不能當做嚮導或約束。他對於歷史研究有傑出的貢獻，但他鍛造了一件強大的武器，足以消滅歷史的成果和現存的秩序。根據進步的假設，新的總是優於舊的，歷史是不完美的體現，因此逃離歷史便成了走向未來的口號。這位大師的學生孔多塞，認為世界可以通過焚燒它的歷史記錄而獲得解放。杜爾哥對這種過分行為持極為謹慎的態度，他考察歷史以證明他在神學研究中偶然發現的法則。不久他卻否定了神學研究，說他不能戴着一張面具。當基佐因為拉蒙納丟掉神職長袍變成一個自由思想者而稱他為邪惡者時，在某種程度上有相同經歷的謝勒說：「他不知道這要付出多少代價。」但是杜爾哥似乎沒費什麼力氣便完成了這種突然的轉變。作為自印刷術發明以來最浩大的事業——《百科全書》在那時問世，杜爾哥曾是其作者之一。但他突然終止了寫作，拒絶與一個自稱對啟示性宗教有敵意的派別有聯繫；他也否定了狄德羅和雷納爾那些激昂但自相矛盾的說辭。他在重農主義者那裡找到了自己的家園，在所有團體中它具有一套最嚴密的思想體系，已經知道了政治經濟學中大多數公認的原理，儘管他們最終只是為亞當·斯密鋪平了道路。對於我們而言，他們有着極為重要的意義，因為他們把政治科學建立在了正在形成的經濟學之上。哈林頓一個世紀之前已看到，統治的藝術可以被簡化成一種體系，而這些法國經濟學家在這方面領先於所有人，在與政治相關並屬於他們的領域的諸多問題上，他們擁有大量共同的和得到證實的真理。他們把它擴展到並延伸到整體，用支配着資本的同樣確定的原則支配憲政。他們說：一個人最神聖的財產是他偽勞動。它甚至先於財產權利，因為它是那些一無所有者的財產。因此為了能夠最好地利用他的勞動，他必須是自由的。一個人對另一人、社會對成員、國家對臣民的干涉，必須被降至最低限度。權力的干預只是為了限制干涉，保護個人免于壓迫，這壓迫源於不符合其利益的控制。自由勞動和它所派生的自由貿易，是合法政府的首要條件。讓事物處于其自然秩序中，讓社會自行統治，國家的最高職能就是保護自然，使其按自己的規律運行。政府不應是專斷的，但它必須足夠強大，以鎮壓其他專斷的行動。如果最高權力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其他權力將遭受暴亂和壓迫。它的至高權威是不受任何制約的。問題在於去啟蒙統治者，不是限制他，而啟蒙一個人總比啟蒙眾人更容易一些。通過對立、平衡和控制進行統治是與原則相反的，然而專制主義對於達到他們更高的目標可能是必要的。只有集中的權力，能夠克服他們所建議的如此有益的改革面對的障礙。那些只尋求普遍之善的人們，必然傷害每一個階級彼此不同的和分離的利益，並會瘋狂地打敗他們可以依賴的惟一力量，因而丟掉了防止邪惡的手段。如果一切聽命于大眾的意見和情感，這些邪惡一定隨之而至。他們並不熱愛專制權力本身，但他們的如意算盤是，只要他們運用它五年，法國將會自由。他們對專斷君主和不可抵抗但客觀公正的國家做出區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