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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費奈隆的判斷，權力就是毒藥。既然國王几乎總是邪惡的，他們不應統治，而只應執行法律。因為服從先例和習慣是野蠻人的標誌。文明社會必須受一部確定的法典的治理。只有憲法能夠防止專斷的權力。路易十四的專制，使得他自己令人憎惡和蔑視，也是國家遭受所有災難的原因。如果正當地屬於國民的統治權力得到恢復，它就能通過自己的努力拯救自己；但是絶對權力無法輓回地破壞了自己的根基，正在引起一場不是限制而是摧毀它的革命。儘管費奈隆既不希望犧牲君主制，也不希望犧牲貴族制，但是對於他驚恐地預見到的那場運動中的某些傾向，他卻表露出同情之心。他承認自然狀態，並認為文明社會不是人們的原始狀態，而是從野蠻生活到農耕生活的一個過程的結果。他希望把統治的責任轉移至地方議會和中央議會，他要求完全的貿易自由，要求由法律提供的教育，因為孩子首先屬於國家，然後才屬於家庭。他不放棄通過議會法案使人為善的希望，他相信公共機構是塑造個人性格的手段，這使他與遙遠的未來聯繫起來。
他是革命思想的柏拉圖式的奠基者。雖然他的真實觀點很少為人所知，他卻為眾人所懷念。但是一些人批評說，他的力量不夠集中，溫和的態度和劃清界線保不住教會，正像自由和正義保不住國家一樣。我們經常被告知，路易十六是因其祖先的罪惡而死。他的死不是因為他從他們那兒繼承的權力擴張得過了頭，而是因為它已失去信譽，受到了破壞。使它失去信譽的人之一即是費奈隆。在他出現之前，最有能力的人，波舒哀甚至貝伊，都崇敬君主制。費奈隆無以復加地打擊了它，他抨擊路易十四之奢靡，其嚴厲程度較伏爾泰的信徒抨擊路易十五之荒淫有過之而無不及。蔑視和羞辱君主的時代自他啟端。他以後的同時代人中的佼佼者跟從他的榜樣，把對抗性批判的基礎建立在宗教動機之上。卡迪諾·杜波斯把他們描述為幻想家，和康布里大主教做着同樣的夢。在那個世紀中葉改變法國的巨變之前，他們的影響逐漸式微。
從那時起，無神論便占盡了優勢，以致並不自認為是攻擊者的人，如孟德斯鳩、孔迪拉克、杜爾哥，也與基督教義疏遠。政治上的後果是：那些從不認為教會問題有任何深刻意義的人，從未獲得有關教會和國家的明確概念，從未嚴肅地考慮在何種條件下宗教可以得到建立或廢除、被賦予或被取消，甚至從不知道是否存在着能夠使這類問題得以解決的一般方案或原則。這種知識缺陷在革命的一個轉折點上變成了意義重大的事實。關於國家與教會關係的理論，是和寬容的理論聯繫在一起的，在這個方面，
18世紀極少超越一種缺少連貫性、狹隘和不科學的視野。因為宗教自由是由宗教和自由這兩種財富組成的，它的任何一個要素從未成為實際思想領袖們公正觀察的對象。他們喜愛懷疑論甚于確信論，企圖通過拋棄啟示擊敗不寬容，就像他們用驅除魔鬼戰勝巫師的迫害一樣。他們的自由主義存在着一種缺陷，因為不要信仰的自由，也失去了自由的大部分實質意義。這個問題並不複雜，其解決方法也不極端和深奧。那時已經有些作者稍嫌膚淺地持有這種信念：沒有宗教自治力量的民族，也沒有為自由做好準備，托克維爾便是這種信念的一個標誌。較早的改革觀是在法國的路線上運行的，它致力於利用現存的社會形態、採用議會制貴族統治、恢復三級議會(the States-General)和省議會。但是，遵循舊制，在舊根基上建立一個新法國的計劃，卻造成了這樣一個事實：不管出現了什麼樣的制度成長，總是受到阻礙難以為繼。假如中世紀的政體可以茁壯成長，也必定只有從其他國家才能採擷到它的果實，因為在那裡很久以前就已在追求那些早期的觀念。當務之急就是對外來的榜樣悉心照料，我們所稱的
18世紀，就是以此開始的。英國的優越之處最先得到了伏爾泰的宣傳，又被孟德斯鳩進一步證明。因為英格蘭近年來創造了一個比歷史悠久的制度更為強大的政府。它建立在詭計和對羅馬的叛逆上，然而它卻建立起了法律的保障，比正統的、歷史悠久的、為宗教所認可的制度下存在的保障更為堅固。它的興盛源於一種不同尋常的信念，即神學的紛爭不必用國家權力來消除，而政治紛爭正是它的昌盛的秘密所在。雖有各種陰謀和叛亂，那些品格可疑的人們還是完成了這一變革，在
60年裡成功地維持了公共秩序。他們建立一個贏得國民信任的龐大體制，並在大陸戰爭中獲勝。作為歐洲君主制基礎的詹姆斯二世黨人(Jacobite doctrine)的信條，受到法國武力的支持，卻未能撼動這種新近植入的王權。一次偉大的實驗受到一個偉大發現的褒獎。一個蔑視數世紀智慧的新事物站穩了腳根，而革命變成了比傳統更為可靠的穩定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