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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最重要的政治家的想法與這位新英格蘭法官如出一轍。卡爾霍恩說：「我不在意政府的形式是什麼，如果政府是不受限制的專制政府，那麼無論它是在一個人、少數人或多數人手中，它都一錢不值。……這些政策破壞了兩派之間的平衡，而政府通過把這種制度中的所有權力集於一身，正在使它的性質發生劇烈的改變。……曾是立憲制的聯邦共和國，如今事實上變成了如同俄羅斯獨裁者一樣絶對專制的國家，它表現出和曾經存在過的任何絶對政體一樣的專制傾向。……這個政府以及控制其所有部門的北方派不斷增長的權力，造成了這一過程。正因為如此，許多人才產生了一種印象：几乎沒有任何限制阻止政府為所欲為。」[
65]同一時期科貝特寫道(儘管他指的是一個更早的日期)：「我在賓夕法尼亞共和制政府下生活了八年。我要聲明，我認為那是世人所知道的最腐敗最專政的政府。……我充分目睹了共和制政府，這使我確信它徒有其名不值一文。」[
66]錢寧談到了十分重要的一點，即歐洲自由主義對於美國共和主義的影響：「自從我們的革命以來，我們一直有這樣一批人，他們願意信仰我們的自由制度，他們在几乎不受限制的公民選舉權中看到了動亂和崩潰的萌芽。當煽動家們成功地激起無知大眾的熱情，獲得了職位與權力時，這些反大眾的一派也壯大了，而在更好的時代它卻變弱了。它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歐洲的自由主義者的謬誤與罪過。……我在一切場合都努力證明，勞動階級不適合行使政治權力的觀點是錯誤的。但是，如果有人說我相信這個國家在擴大選舉權上做過了頭，我認為這樣說也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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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他十分準確地描述了後來被證明是致命的危險：「我們體制的巨大危險引起我們保守主義者的高度警惕，而史密斯先生對此似乎仍然毫無察覺。這是一個黨派組織的危險，它是如此巧妙而強大，能夠使政府被極少數領導所壟斷，保證行政權几乎像在君主制下一樣，有規律地從一任移交給下一任。……這一危險的真實性毋庸置疑。因此我們必須既反對無政府狀態，也反對專制主義，甚至更要反對專制主義。」[
68]對於這個問題，不可能有人比布朗森博士說得更有力、更具權威性： 「我們自己的政體從起源上和憲法形式上說，並不是一個民主政體，而是——如果我們可以如此表述的話——一個有限的選舉制貴族政體。但是，我們的父輩所建立的政府已名存實亡。它最初的特性已然消失，或正在迅速消失。憲法除規定了選舉方式、多數人統治、公職的分配和任期以及政府職能的集中和分立之外，它已是一紙空文。從
1828年起，它就向一種純粹的民主制演變，現在這已成為它的實質，它沒有有效的憲法，只有當前多數人的意志。……憲政體制實際上已被消滅，如前所述，我們的政體就其所有的意圖和目的來說，實際上是一個純粹的民主制，對於一時成功地支配了它的利益階層或利益集團，它惟命是聽，沒有任何東西能夠阻止它這樣做。」[
69]在他就要改宗基督教之前，他寫道：「看看我們當初是什麼樣，現在又是什麼樣，我們真該想一想，在嚴謹守則的美德上，在對於民眾政府的穩定和明智的管理來說至關重要的崇高原則上，基督教世界中是否還有別的國家像我國這樣如此迅速地墮落。……這個國家建立的政治秩序並不是民主制；每一種把民主理論作為其解釋原則的嘗試，等於是要發動一場革命，因此必須予以反對。我所理解的民主制是這樣一種政治秩序——如果可以把沒有秩序也稱為秩序的話：在這種秩序中，處在原始狀態的、對任何使他們形成政治團體的權威不予理睬的人民，被當做國家一切合法權力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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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征稅事務中反對州權，並造成了我們已見到的不幸後果和悲哀情緒的絶對民主制的支持者，為檢驗他們的原則的力量提供了另一個事例。廢奴問題儘管對於保護問題有輔助作用，但是起初居于次要地位；而當保護問題不再引起人們的注意，並被《妥協法案》一度擱置時，它便居于前台了。它的作用在於能夠比純粹的利益算計煽動起人們對革命更多的同情。它以仁慈的外表掩飾貪婪，但這兩個動機並非涇渭分明，一種動機像是藉口，用來掩蓋另一種動機。它們同等地可以用作建立絶對民主至高權力的手段，只是一個自己的回報，另一個雖不明顯涉及有關金錢利益，但其政治上的好處也並非次要。受到質疑的權力，不管它多麼現實，它若想持續下去，就必須肯定和表現自己。”當各州反抗聯邦的權利被否定時，即使引起爭論的問題已被善意地化解，隨後必定還會出現另一個問題，使可以用一件戰利品來紀念勝利變得令人懷疑。
大約在
1820年，在因為密蘇里的妥協才得到解決的爭論中，奴隷制首先作為一個憲法難題出現。即使在這個較早的時期，眼光敏鋭的人便已認識到它的影響的嚴重性。傑斐遜寫道：「這個嚴重問題就像夜晚的救火警鈴一樣，使我警醒和充滿恐懼。我立即認為它是聯邦的喪鐘。不錯，它那時被平息了，但這只是暫緩執行，而非最後審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