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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應為服從者的鬥爭。……因此，貴族政體和君主政體比絶對民主政體更容易確立立憲政體的形式，這是個首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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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話寫於卡爾霍恩生命中的最後歲月，在他逝世後出版。這些思想雖然成熟於後來關於奴隷制的論戰期間，但在
1828年到
1833年的稅法辯論期間，在從拒絶執行發展到退出聯邦的早期階段，它們便一直指導着他。即使許多對他持異議的人也普遍認為，北部自私而不審慎的政策，證明了他的反抗是正當的。萊格里(Legare)，這位美國政治家中最具才華的學者和後來的大律師，在
1831年群情激昂的時刻，在南卡羅來納作了一個紀念
7月
4日的演說，他說：「政策的制訂者們要對這一不幸事態，對可能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負間接責任。他們對自己的國家已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他們使我們成為統一的民族，也使我們成為紛亂的民族。他們使這些州的聯邦成為熱愛和虔誠崇敬的對象，他們又使它的功效變成了在十分開明的人們之間的一個爭論話題。……對於在目前並不繁榮的情況下，如此沉重的稅賦在我們的人民中激起的義憤，我並不感到奇怪。……如果在某種保護體制之下，國家的一部分為無休止的尋求特權和保護而反對另一個部分，那麼除非運用專制權力，是不可能把大國團結在一個統一的政府之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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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森是當時美國最有影響的記者，同時也是卡爾霍恩堅定的同黨，在
1844年支持他競選總統。我們相信，如果他當選，布朗森將成為其內閣成員。在他著名的《評論》雜誌最早幾期的一期中，布朗森寫道：「卡爾霍恩先生的理論雖然毫無疑問是論述聯邦憲法的正確理論，但它仍不夠充分。……事實上，它沒有阻止聯邦政府那些不平等、不公正和壓迫性的政策。
1833年，南卡羅來納奮力爭取到一次妥協；但那個可憎的政策在
1842年又復活了，至今通行無阻，沒有哪個州再做提出異議的努力……如果恰當地判斷，各州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利，可以在其領土內廢止這個討厭的稅法，並禁止其國民或公民服從它。……協議各方是平等的，並不存在公認的仲裁者，因此每一方當然可以自行決定廢棄協議及補救的措施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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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傑克遜將軍對於卡爾霍恩其人其言都抱有強烈的厭惡。他發誓他要以叛國罪指控他，他將被吊死在比吊死哈曼更高的絞刑架上。深夜，他這位副總統的一份宣佈國會法令無效的聲明送到了他手裡，他在一陣狂喜中把政府的法律官員從床上叫起來，說這算不算是一件終於該處以絞刑的事件。他頒佈了一道宣言，譴責拒絶執行原則和南卡羅來納的行動，幹練地草擬這份宣言的人是國務卿利文斯頓。在立法史上，他作為路易斯安娜條約的作者而聞名于世。那天的第一個演說者韋伯斯特，儘管不是行政權的支持者，但承擔了在參議院回擊卡爾霍恩的任務。時間一到，他便被總統馬車從住處請出。他這次演說被視為他做過的最重要的演說，聯邦之友認為它是對州權的決定性打擊。麥迪遜已接近其漫長職業的終點，寫信祝賀這位演說者，其中的話卻應被視為警告：「它摧毀了拒絶執行權，而且必然加快脫離權的放棄。但由於混淆了任意脫離權和因不可忍受的壓迫而脫離的權利，使這一打擊沒有切中要害。」脫離權僅僅是異議權之外的選擇。基于憲法讓後一原則失效，南部便失去惟一可能的保護，無法擺脫不斷增長的多數暴政，因為拒絶執行權的失敗與純粹民主觀的最終勝利是同時出現的，這時少數人的權利沒有保障已成定局，多數權力不受約束得到確立。卡爾霍恩精心設計的理論，是把聯邦從其憲法缺點中拯救出來的一次最真誠的努力。按照憲法的字面意義質疑它是否合法是無用的，因為它與自傑斐遜以來發展出的精神肯定是相互矛盾的。韋伯斯特可能是法律最正確的解釋者，而卡爾霍恩才是聯邦真正的捍衛者。甚至聯邦主義者也做出過危險的承認：在某些情況下，當沒有法律救助時，脫離是完全正當的。利文斯頓提出的觀點是，「假如法案是少數人的法案，在其執行時無法提交最高法院裁決，假如這一法案根據州的觀點證明了退出聯邦的風險的合理性，那麼這種最後的極端措施便可立即付諸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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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萊的傳記作者揭示了拒絶執行權和脫離權之間的密切聯繫，儘管他沒有看到，前者不是後者的後果而是它的替代。「拒絶執行權的最初想法無疑僅限于一州在其司法管轄權內使聯邦法律或法規無效，而並未思及徹底脫離而獨立。然而，鑒於拒絶執行在實際運作中很難在脫離前懸崖勒馬，於是，贊成最初有限意義上的拒絶執行權的人，後來開始大膽地主張脫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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