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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種將如此損害他們的法案，南部有着最強烈反抗的無數個理由。它既有悖於他們的政治利益，也有悖於他們的財政利益。因為這種稅賦陷它們于貧窮，卻富了政府，使國庫黃金滿倉。現在南部的政治家們總是與中央政府的主導權做對，特別是在它執行了一項讓他們受害的政策以後。他們反對這個政府既有實際的也有理論上的理由。超出政府正常所需的稅收的增長，使它掌握了一種有誘惑力的和危險的影響工具。必須設想出一些措施來處理這些稅款，而贊成限制貿易的鼓吹者們改採取的措施，就是大興公共工程，藉此施惠于各州人民以使他們支持中央權力。於是一種保護性關稅和國內發展是以亨利·克萊為首的黨派的政策要點，這個黨派尋求以損害各州來加強聯盟。但這遭到了南部各州的反對，認為他們既有損于它們的利益，也違反憲法。關於這種稅，卡爾霍恩1831年寫道：「試圖掩飾是徒勞的，它已經把這個國家分裂為兩個地理上的大單元，並使它們，如果不是在利益上，至少在一些最致命的政治問題的觀點上——在它的財政、它的貿易和它的工業上——相互攻訐。……這種危險的衝突的影響不止於此。它不僅在已陳述過的重要問題上，還在更深刻更危險的問題上，即在一種保護性關稅的合憲性和憲法自身的普遍原則與理論上，分裂成兩派：更強的一派為保持自己的優勢，打造出一件工具，而另一派則認為它會使聯邦政府變成一個統一的不負責任的政府，導致自由的徹底毀滅。」[51] 「在重大而關鍵的問題——即涉及到每一種利益的國家工業——上，這兩大派別的利益是對立的。我們要求自由貿易，他們要求限制；我們要求適中的稅賦、政府節儉和精打細算，在把公共資金用於支付債務及憲法批准的其他目的時要嚴格掌握。如果我們能夠按照經驗做出判斷，在所有這些細節上，他們對於自己的利益的觀點是恰恰相反的。」[52]1828年他談及這個保護性制度：「就建立一個金錢寡頭統治而言，沒有什麼制度比這更有效了。」五年後他論及合眾國的一段著名言論，再次得到科貝特的支持：「在所有寡頭政體中，金錢寡頭政體是最惡劣的。」南卡羅來納帶頭反對實行這種保護性體制，當在這個問題上被多數票擊敗後，它採取了這樣的立場：每個主權州都擁有憲法權利，利用否決權對可能損害各州利益的任何普遍性立法加以限制。卡爾霍恩說：「國家的分裂現在比1824年嚴重，而那時的分裂又比1816年嚴重。多數派可能已經得勢，但對立的各方毋庸置疑比以前任何時期更為堅定和激動。從前反抗這種體制，主要是因為它帶來不便，現在則是因為它的違憲、不平等、不公正和壓迫性。那時只向聯邦政府求援，而現在陷于絶望的許多人，卻把眼睛盯在各州所保留的主權上，把它視為惟一的庇護。」[53]卡爾霍恩那時是合眾國的副總統，在國會中沒有席位。捍衛他的憲法理論的任務，便落在了來自南卡羅來納的參議員海因將軍身上。於是，1830年1月，在海因和韋伯斯特之間發生了一場辯論，美國人把它看作他們國家議會史上最值得紀念的事件。海因宣佈，他不僅僅主張革命的權利，而且主張憲法抵抗權。針對韋伯斯特維護最高權力的做法，他說：「我知道這是一個流行看法，它是建立在這種觀念之上：由於所有州在那裡有代表，因此凡與多數人意志不一致者皆不能獲勝；這被當作共和主義的名言，即『多數人必須統治』……如果國會中某個多數的意志成為這片土地的最高法律，憲法顯然就變成了一紙空文，制定它所要達到的真正目的——即保護少數人的權利——便完全落空了。……這就是我們之間的全部分歧：先生把武力當作各州與聯邦政府之間一切衝突的惟一仲裁者，而我願意訴諸一種和平的補救方法。」[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