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同意了。他和尼克。紐曼（他的鄉村俱樂部的共謀者）加入了銀行的顧問委員會並且投入了相當的精力。巴菲特還做了一筆名義上的投資——占銀行資本的
1.
4％。
與蘇茜不一樣，沃倫遠遠不是一個天真單純的人，他再三警告銀行的董事們數目失調的少數民族銀行因為壞賬而被迫倒閉。當銀行營運走上正軌後，巴菲特給董事會送去一張令人心驚肉跳的便條，裡面夾着一張報紙報道的複印件，是關於丹佛一家類似的銀行倒閉的消息。
你應該注意到銀行的總裁說：「當我們開始業務時，我們的計劃是幫助少數民族投資者和那些所謂的小企業。我們做到了，但他們中的有些人在償還債務的時候對我們卻不怎麼樣，我們就是這樣敗落下去的。」總裁在譴責貸款人的時候犯了一個錯誤，每家銀行都遇到大量壞賬，而當初答應這些貸款者才真正是銀行家的錯誤。
當聯營銀行也限入掙扎的地步時，巴菲特自己離它遠遠的。威德曾建議巴菲特找一些黑人學生進行庇護，再教授一些財務方面的知識給他們，但是巴菲特沒作任何反應。「沃倫像一個謎，」威德得出結論說，「他和善大方，他也很誠實，而且他還很勤奮。但他從來沒有懂得，在咱們這個被圍困的社會中自己所處的富人角色。」當未償債務堆積如山時，這正是巴菲特害怕發生的，他明確地拒絶再追加投資。
威德曾抱怨說巴菲特「根本不瞭解窮人的圈子」，而事實恰恰與此相反，巴菲特正是太瞭解這群人了，因此他才緊緊扣上了他的錢夾。當他意識到沒有希望得到任何回報時，他同不願意投資于紡織業一樣不願意投資于聯營銀行之中。
出於他的信仰，巴菲特對公開的只是簡單的花錢動機很有戒心。喬治。麥戈文當時正在參加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他曾獃在巴菲特家中，而且似乎贏得了巴菲特的好感——直到後來，他宣佈如果當選，麥戈文總統將賞賜給全美國的每個人每年
1000美元的獎賞。巴菲特立刻像扔一個熱土豆一樣地扔了他，然後投了理查德。
尼克森一票。
從某個方面來講，巴菲特是很小氣，但是他真的認為人們或組織機構（或自己的孩子）不應該享受來得容易的錢。他通過同樣的鏡頭像測度商業冒險事業一樣來測度社會事業：他要有回報。好的事業要求人們以反覆試驗乃至于忠誠的基礎為依據，但是巴菲特無法邁出這一步。實際上，正是那些使他成為一個成功的投資者的原則擔保了這種為社會變化而工作的愛好。
他需要一個尺度。「在投資領域你可以度量成果，」他對一個記者坦白道，「而對這些東西，你根本不知道你到底是贏了還是輸了。」
和許多其他顯赫的人物一樣，巴菲特認為他在出版界既可以是公民，又可以是資本家。傑伊。洛克菲勒曾在
60年代末期把他介紹給查爾斯。彼得斯，
和平集團的前任總裁。他現在正在創辦一本雜誌：《華盛頓月刊》。這本月刊所擁護的正是受到巴菲特推崇的實事求是的自由主義。於是他投資了
32000美元，並且找來自于得梅因的一位自由黨朋友喬。
羅森菲爾德做合夥人。巴菲特腦子裡充滿高尚的理想，告訴羅森菲爾德，「它很有意思，而且如果它能不賠不賺，那還是值得的。」
彼得斯馬上就注入了自己的資金。巴菲特和洛克菲勒來到紐約並且聘請了一位顧問來評判這份雜誌是否值得創辦。當得出結論值得創辦時，巴菲特答應再投資
5萬。這時他開始懷疑它是否能夠如他所說的「值得」去做呢？
他打電話告訴彼得斯說他想退出——這將是致命的一擊。於是彼得斯語速很快地向他保證說《華盛頓月刊》一定會是個滾滾的財源，其實兩人都不相信會是這樣。於是兩人在電話上討價還價了一番，巴菲特總提他那可惡的數字，而彼得斯則力圖誘他上鈎。最後，巴菲特同樣妥協了。
這筆錢的數目不大，可是正如肯。察思早已知道的這倒無關緊要。「沃倫要的是年度報告——就這破玩意兒。」彼得斯說道。
月刊恰恰正是巴菲特曾祈盼過的那種社論的傳聲筒——有一定影響力，而且常常驚天動地。但是作為一個企業，月刊着實是一個笑柄。儘管它人手不夠而且以極少的資金運轉（彼得斯掙
2400美元），巴菲特還是差點勃然大怒，原因是彼得斯沒有做年度報告。甚至在一個分文不掙的企業裡，巴菲特都還是需要他的尺度。
巴菲特對羅森菲爾德抱怨說：「他們對開放的政府倒會高談闊論，可是卻不送報表來給我。」
巴菲特的確對新聞界十分關心，
1971年，他打電話給月刊說了一個他聲稱的熱門的內部消息，遭到了一個年輕編輯的拒絶。他們認為如果這消息來自于一位百萬富翁，那就不會好到哪兒去。
於是巴菲特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太陽報》，就是他為伯克希爾買下的那塊奧馬哈地區的周報。出版商斯坦福。利普西和巴菲特非常友好。利普西常常會轉到巴菲特那裡，喝上一些百事可樂，然後兩人一聊就是幾個小時，話題無非是如何提高報紙質量，如何把它變成奧馬哈的一種社會力量等等。
他們還嘗試過噹噹決定王位的人。因此曾雄心勃勃地推舉一位候選人當市長（但失敗了）。有一次，巴菲特打電話告訴他說有一篇關於尼克森總統的工資和價格控制的社論寫得精彩極了。「沃倫，你給我看過了。」利普西不得不提醒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