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巴菲特正在嚴肅地考慮有關公共事業的事務。他倒不想去參加競選，因為他實在太平民化了；而且，他承認對於那場弱肉強食的角逐而言，自己太過于瘦弱了。但他正在逐漸涉足於舞台的後台，他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比如哈囉德。休斯和阿拉德。
洛溫斯坦。他和政治家們結成密友，比如說參議員弗蘭克。邱奇和裡查德。克拉克，以及政府官員傑伊。
洛克菲勒。
傑弗裡。考恩，《鄉村音樂》的一名作家和約翰。卡爾弗一起在巴菲特家吃過飯。這個約翰。
卡爾弗是美國參議員的一位候選人。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這幾位數百萬富翁的餐桌上談論的竟全是關於自由政治的話題。
霍華德。巴菲特曾經以一個完人的形象以及不需要任何變化的封閉的社會觀點征服了美國。沃倫則還有美國人對受壓迫者的同情心理。他與本。
羅斯納一家和肯。察思一家站在了一起。和他的關係一樣，他憎惡無本獲利者（比如他對股票期權的憎惡），但是他在鄉村俱樂部和會議室裡對它們表現得還是很有見解。有一次，在一個正式的宴會上，當一位客人報怨說窮人的福利費用太高時，巴菲特尖刻地反駁道：「我倒是更擔心給富人的福利費用太高呢。」
這正是巴菲特生活風格的鮮明反映。他或多或少還要依靠從伯克希爾得到的
5萬美金工資來生活，他的孩子們在公立學校唸書，而且沃倫鼓勵他們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從不計較他們能掙到些什麼。事實上，彼得是在報紙
上才知道他父親的財產是多麼巨大。年輕的蘇茜說：
我們的生活和別人沒有什麼不同。只是我可以買很多衣服，而永遠不會陷入麻煩——這就是唯一的區別。我連自己的車也沒有，
16歲的時候就得去工作——在馬車商店裡做銷售員。
巴菲特總是儘量使自己的財富公之於眾。當他的財富吸引了公民的注意力，也令全家人感到驚訝時，巴菲特會開玩笑地說：「我們該在門上放個標誌，說今天是比爾。斯科特 （他的助手）值夜班看守錢財。」或者他還會說句俏皮話：「還有彼得這個想讓我在遺囑裡提到他的傢伙。」「啊！彼得！」
當然，這並不真的只是在開玩笑。沃倫對自己的錢很有感情。他提醒孩子們說，他們不要奢望能從他那裡得到一個子兒。他似乎很害怕哪怕是一丁點錢都會讓孩子們變壞。
這也許有點過于成見了，但結果是使巴菲特的家庭對金錢很淡漠，並且處于一種隨意和平等的氣氛。在好萊塢的蘋果—滑雪車隊 （apple—bobing party），巴菲特一家曾邀請每一位路過的要禮物的孩子——這種舉動在J.P.摩根或亨利。克拉維斯身上是絶不可能期望得到的。人們順路走過時，不用打招呼就可以使用巴菲特的球場，來的人非常之多，於是巴菲特管它叫「YMCA」。
在緊跟時代的老蘇茜影響下，巴菲特的房子成了伍德斯托克時代的上下代衝突避難所。小蘇茜的一位朋友，萊內。葉奇稱之為「安全屋」。人們可以就這麼走進來，把冰箱裡的東西一掃而空。
「如果下雪了，城裡堵住了的話，那兒就是你可以去的地方。」葉奇回憶說，「坐在客廳裡的感覺真是棒極了。」
蘇茜將房子裝扮成標誌性的明亮的桔紅色和黃色。不僅有她資助下的藝術家們作的畫，還有天瓶宮時期的海報，比如廣為人知的《戰爭對兒童和其他生命危害巨大》。巴菲特有時會下樓去爆一些玉米花，但是——無論他是否已從資金管理行業「退休」了——他通常還是獃在樓梯口埋頭工作，萊內。葉奇又說：
每到周六晚上，客廳總是擠滿了人。巴菲特太太也在那兒，我們為她演奏自己作的曲子；她也會為我們演奏幾曲。到晚上
12點半左右時，就會聽到一聲「蘇珊呀——你上來一下好嗎？」。在這兒沒有任何限制。
如果他要上床睡覺了，我們就把音樂聲關小點兒。
1971年，蘇茜和沃倫商量在洛杉磯南部的海濱買一幢價值
15萬美元的度假屋。和其他更昂貴的房子一樣，它建在海附近，但又不直接臨海。幾把籐椅將它佈置得富有情趣。第一個夏天裡，
13個十幾歲的孩子們獃在這裡玩耍了一番，巴菲特每天從辦公室裡帶堆報紙來，然後自己回去，他對孩子們的朋友很有耐心。
一天晚上，他帶著這一大幫人去吃晚飯。飯後侍者拿着他的信用卡過來說：「您已用到限額了。」巴菲特朝他的妻子揚了揚眉毛，然後遞給侍者第二張信用卡，沒有說任何話來顯示他實際上付這些錢是綽綽有餘。
當沃倫為自己參與什麼樣的政治角色而冥思苦想的時候，蘇茜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北奧馬哈黑人地區上了（這兒也是馬爾科姆。X的出生地）。
她除了在地方志願者組織做主席以外，還到各個學校進行觀察，而且在北部似乎總有一些差事或任務。（湯姆。羅傑斯，她的一個侄子曾這樣諷刺她說：「噢，難道你是黑人嗎？難道你很窮嗎？你到底需要多少？」）
在蘇茜的鼓勵下，沃倫開始大膽嘗試了。他們的私人信託基金——巴菲特基金——開始每年為
50多名黑人學校的學生提供獎學金。在
70年代初期，羅德尼。威德，蘇茜的一個正在推動黑人經營的商業發展的朋友，要求沃倫加入他的行列。
更重要的是，懷有「黑人資本主義」幻想的威德，認為巴菲特正是可以協助他，使他的內布拉斯加聯營銀行起步騰飛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