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會那樣做。巴菲特可以有許多種選擇，他可以只售出他的股票，將它的資產換成現金，然後等候機會。但是每個合夥人都渴望他來運作，他總是感到一種無法推卸的壓力，要帶領整個聯盟。自從
1967年那封標識着分水嶺的信以來，他曾經試着減輕工作壓力，但是，只要他在「這舞台上」，就絶不可能輕鬆。
如果我要參與到公眾中去，我就身不由己地要去競爭。我明白，我並不想畢生都在忙於超越那只投資的兔子，要讓我放慢腳步，唯一的辦法就是停下來。
在他的朋友迪克。霍蘭的印象中，巴菲特在仔細審視他的一生，尤其是他將如何處置他的金錢——他現在擁有的總財富達到了驚人的
2500萬。對於他的合夥人而言，巴菲特正暗示着要改變自己的步伐。
你們中的有些人要問：「你下步預備怎麼辦？」我對此沒有任何答案。我只知道當我
60歲時，我將會儘力去實現一些個人目標，而這些目標與我在
20歲前訂下的目標是不同的。
巴菲特告訴《奧馬哈世界先驅報》說他希望把大量的時間“儘可能而且
有效地花在有關人類問題的研究上“。在另一次訪問中，他說他想追求一些不僅僅為了賺錢的利益。
巴菲特立即就開始着手這項工作。奧馬哈不允許猶太人進入奧馬哈俱樂部——一個位於市中心的商業人士常常光顧的用餐地點。巴菲特有不少猶太人朋友，其中包括尼克。紐曼，他經營着一家奧馬哈雜貨連鎖店，而且他對自己被拒之門外極為憤怒。
巴菲特對俱樂部委員會提起過這件事，他被告知說：「他們（猶太人）有自己的俱樂部。」（奧馬哈也有許多鄉村俱樂部，每個俱樂部都各行其事。）在巴菲特看來，這顯然是一種錯誤的做法。
迄今為止，奧馬哈的猶太人家族已經有一萬年的歷史了。他們一直都為整個社會做着自己的貢獻，他們和其他人一樣參與了奧馬哈的建設，而他們卻不能像約翰。瓊斯一樣加入那個俱樂部。約翰是一個新來的中等階層的聯合太平洋公司職員，他一轉到這兒來就加入了俱樂部，這樣做是不公平的。
當然，巴菲特並不打算在奧馬哈俱樂部外面領導一場抗議遊行。他極具特色地選擇了一種被動和間接的策略，這樣他可以巧妙地轉移負擔。他向全猶太人的高地鄉村俱樂部申請作一名名義上的成員。
高地俱樂部成立於
1923年，是由一位曾在奧馬哈的公開課堂上被眾人嘲笑為「kike」和「sheenie」（對猶太人的蔑稱）的猶太籍高爾夫選手創建的。
60年代，反猶太人的事件就已屢見不鮮了。而奧馬哈的猶太人做好被非猶太社會所完全接受和歡迎的準備。高地俱樂部中堅持種族純粹主義的人士強烈反對巴菲特的加入。他們的感覺是：「這是我們的俱樂部，他們會將它奪走的。」巴菲特的朋友們以及俱樂部的自由派人士，其中包括奧馬哈的猶太法學家們都贊成種族融合。這場爭論相當激烈，但是在
1969年
10月
1日，巴菲特被接納了。然後他回到奧馬哈俱樂部，通知他們說「猶太人俱樂部」不再全是猶太人了。現在，奧馬哈俱樂部無法再找藉口了，只有迅速接納了一些猶太人。
巴菲特後來坦白了他此舉的動機——帶著一種強烈的感情色彩——他開玩笑說他加入高地俱樂部是因為「那兒的食物更好一些」。實際上，他很少去那裡。除了他對公民權的關注之外，人們都懷疑他對猶太人有種特殊的感情——也許是稍微有些對本。格雷厄姆的崇敬之情。
拉比。邁裡。克普特一家是巴菲特家的常客。他覺得巴菲特是一個「猶太人哲學家」（巴菲特總是和克普特開玩笑說他為自己的女兒挑選了一個「出眾的猶太男孩」。
）
在奧馬哈人的印象中，有關高地俱樂部的這段插曲常在心頭隱約出現。
它把巴菲特與他的約翰。伯徹父親分隔開來，拉比。克里普里，曾經和霍華德一起就霍華德對公立學校禱告儀式的支持問題討論過一番。他說，沃倫的「手勢」是對著（他父親）做出的一種非常強烈的反應。
我認為他把它當作了一種政治聲明。
巴菲特還參與了具有開創性墮胎事件。蘇茜在計劃生育的活動中非常活躍，沃倫和她一起強烈支持將墮胎合法化 （那時在許多州裡還是非法的）。
到了
1969年，加州高級法院同意聽取利昂。貝洛斯的上訴。利昂。貝洛斯是一名醫生，他因把一名婦女歸為墮胎主義者受到起訴。
查理。芒格曾在報上讀到有關貝洛斯的事情，然後打電話給巴菲特。兩人決定承擔此次起訴。
芒格把貝洛斯說成是一次個人的運動。他組織了兩份案情摘要，一份由
178名醫學院院長和教授聯合簽名，另一份則由芒格自己起草並拿給
17位知名律師簽名。在
1969年
9月的時候，貝洛斯取得了劃時代的勝利——第一次
一部墮胎法被宣佈為是違反憲法的。①從巴菲特的角度來看，高地俱樂部的插曲和貝洛斯事件之間有着相似的本質。他偏袒了他認為是團體利益的一方，而摒棄了宗派主義。在他這種理性的、股票選擇者的觀點中，社會在擁有開放的機構和減少不需要的嬰兒數目方面的利益遠遠超過了隔離主義者和反墮胎主義者那種狹隘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