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伯格指出他們在前幾天已經在魯本斯餐館吃過午飯了。
「那就對了，」巴菲特說，「這樣你就知道那兒飯菜怎麼樣了。」
「按這種思路，我們該天天去那兒吃囉？」溫柏格說。
「當然，為什麼不天天去那兒吃呢？」
還有一次，巴菲特在環境優美的和聲俱樂部吃午飯，一同進餐的有薩姆。斯泰曼，她是橋牌冠軍，同時也是巴菲特的一位投資者，斯泰曼的妻子。
斯泰曼對巴菲特身上那種中西部特有的不拘禮節有很深的印象。她回憶道：
在我回到我住的上城區後，沃倫也到上城區來了。我想再和他會一次面，他說他覺得在紐約很受限制——問我是否願意和他一起從
61大街走到
79大街去？這還是在紐約興起慢跑風尚之前的事。我們邁着飛快的步伐沿著麥迪遜大街走着。他穿著他生意場上的衣服，他充滿着對自由的嚮往。
試想一下這個穿著毫不入時的網球鞋的華盛頓男學生。人們都不習慣看到一個奧馬哈的牛仔在麥迪遜大街上行走。通常，人們也不習慣一個坐頭等艙的數百萬的富翁看上去好像是穿著衣服睡覺的。他們心目中的華爾街是J.P.摩根那樣的。
而他們在巴菲特身上看到的是威爾。羅傑斯。
有一天晚上，鮑勃。馬洛特，數據檔案公司的總裁在第五大街偶然遇到巴菲特，他在那走來走去，活像一隻迷途之犬。巴菲特解釋說他正在度量一家叫頂級企業的百貨商店下面的土地尺寸，具有堪薩斯血統的馬洛特得出結論說：「巴菲特毫不自負，簡直讓我不敢相信他是在康涅狄格的格林威治成長起來的。」
到了
1968年底時，牛市逐漸顯得底氣不足了。公司集團的泡沫都破碎了。查拉爾德。查伊的曼哈頓基金在
305基金中的排行也一落千丈，跌到
299位，迫使查伊不得不就此罷休。
12月份，證券交易委員會暫停了對奧米茄權益的交易。對於弗裡德。梅茨和他的花朵孩童，這無疑是當頭一棒。而梅茨基金，擁有
30萬股奧米茄股票，這個曾是全國排名榜首的基金，它的資產面臨着突如其來的資產流失。
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梅茨說明證交會停止了贖回（就似一家銀行關上了出納櫃檯的窗口）。梅茨，正如所發生的事情一樣，在紐約希爾頓飯店面對一群藍籌股聽眾陳述投資前景。可笑的是在他自己的基金灰飛煙滅的時候，他還在四處傳授他的行家觀點。這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卻好像倒被梅茨自己忘卻了。
「我們沒有理由比擔心
1968年更擔心
1969年會發生什麼。」梅茨充滿信心地說道。後來，「窗口」又打開了，他的基金下跌了
93％。
而梅茨不過是一個徵兆而已。當他的基金搖搖欲墜時，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絶不是最後一個。布爾漢姆公司的沃爾特。斯特恩早就表示過了他的擔心。
他認為在熊市裡，人們一定會慌不擇路地拚命拋售，就像他們當初買進一樣。
誠然巴黎和談給市場打了一劑強心針。在
1968年
12月，道。瓊斯指數爬升到
990點，而華爾街又把希冀的眼光放到了一系列不切實際的目標上：促成越戰結束，而且使道。瓊斯指數升到
1000點。
巴菲特的合夥人企業在
1968年鎖住了
4000萬的贏利，也就是說贏利率
59％，他的資產增加到一億零四百萬美元。在缺乏靈感的情況下，管理着空前多的資金，再加上市場達到了頂峰，巴菲特經歷了業績最紅火的一年。他擊敗道。瓊斯指數不僅僅是
5％的差距——自己訂的最低目標——而是
50個百分點。
他說，這結果應視為一種反常行為，就像有一局橋牌中贏
13墩一樣。
「這次是他做的最後一手。」
這時，牛市正斷斷續續發出死亡前的呻吟，華爾街不管價格高低拚命推薦熱門股票。美林銀行買進了市贏利率為
39倍的國際商用機器股票（IBM），寶麗來還推動施樂（Xerox）達到
50倍贏利率，貝理雅公司將雅芳公司的股票利率抬到
56倍。在這樣的贏利水平下，一個將雅芳公司全部買下的購買者需要半個世紀的時間來抽回他的資金。難道它有可能「值」那麼多嗎？一位基金經理回答這一問題說，人們在特定時刻認為某種股票價值多少，股票就值多少。
他補充道，每一筆學院捐贈都覺得自己「應該持有IBM，寶麗來和施樂以及其他各種股票。因此，我認為他們會做得不錯」。巴菲特提醒人們記起一個表面上不明顯的區別：價格是你所付出去的，價值是你所得到的。
這些都再沒有任何意義了。最後，局面再也無法扭轉，他對尋找股票徹底失望了。在
1969年
5月，《商業周刊》稱弗裡德。卡爾是「美國最優秀的投資組合經理」。
在同一個月，這個奧馬哈人拿定了主意。擔心自己陷入對苦難不幸的哀嘆，同時也擔心所得的贏利付之東流，巴菲特做了一件非同尋常的事，他宣佈隱退了。有關他開始清算巴菲特合夥人企業的消息震驚了他的合夥人。就在這個時候，當市場正在牛市的高潮中時，他卻準備退出了。
我無法適應這種市場環境，同時我也不希望試圖去參加一種我不理解的遊戲而使自己像樣的業績遭到損害。
隱藏在他這一決定背後的勇氣是獨一無二的。在華爾街，人們決不會關閉企業，將資金償還——不會在鼎盛時期，也不會在他們業績最佳的年份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