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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尚書》者，或以為本百兩篇，後遭秦燔《詩》、《書》，遺在者二十九篇。夫言秦燔《詩》、《書》，是也；言本百兩篇者，妄也。蓋《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晁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得百篇《尚書》於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征為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夫《詩經》獨燔其詩。書，《五經》》之總名也。傳曰：「男子不讀經，則有博戲之心。」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五經》總名為書。傳者不知秦燔書所起，故不審燔書之實。秦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仆射周青臣進頌秦始皇。齊人淳于越進諫，以為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難，無以救也，譏青臣之頌，謂之為諛。秦始皇下其議丞相府，丞相斯以為越言不可用，因此謂諸生之言惑亂黔首，乃令史官盡燒《五經》，有敢藏諸〔詩〕書百家語者刑，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經》皆燔，非獨諸〔詩〕家之書也。傳者信之，見言詩書則獨謂《〔詩〕經》之書矣。
傳者或知《尚書》為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審若此言，《尚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篇為炭灰，二十九篇獨遺邪？夫伏生年老，晁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遺脫者七十一篇，反謂二十九篇遺脫矣。
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鬥〔四〕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鬥矣，故二十九。夫《尚書》滅絶於秦，其見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時，得佚《尚書》及《易》、《禮》各一篇，《禮》、《易》篇數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蓋俗儒之說也，未必傳記之明也。二十九篇殘而不足，有傳之者，因不足之數，立取法之說，失聖人之意，違古今之實。夫經之有篇也，猶有章句〔也〕。有章句，猶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謂篇有所法，是謂章句復有所法也。《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復重，正而存三百篇，猶二十九篇也。謂二十九篇有法，是謂三百五篇復有法也。
或說《春秋》十二月也。《春秋》十二公，猶《尚書》之百篇。百篇無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說《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善善惡惡，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若此者，人道、王道適具足也。三軍六師萬二千人，足以陵敵伐寇，橫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孔子作《春秋》，紀魯十二公，猶三軍之有六師也；士眾萬二千，猶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師萬二千人，足以成軍；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義。說事者好神道恢義，不肖以遭禍。是故經傳篇數，皆有所法。考實根本，論其文義，與彼賢者作書詩，無以異也。故聖人所經，賢者作書，義窮理竟，文辭備足，則為篇矣。其立篇也，種類相從，科條相附。殊種異類，論說不同，更別為篇。意異則文殊，事改則篇更。據事意作，安得法象之義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