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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之學，不遺事物，蓋亦治教未分，官師合一，而後為之較易也。司徒敷五教，典樂教冑子，以及三代之學校，皆見於制度。彼時從事於學者，入而申其占畢，出而即見政教典章之行事，是以學皆信而有徵，而非空言相為授受也。然而其知易入，其行難副，則從古已然矣。堯之斥共工也，則曰：「靜言庸違。」夫靜而能言，則非不學者也。試之於事而有違，則與效法於成象者異矣。傳說之啟高宗也，則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高宗舊學於甘盤，久勞於外，豈不學者哉？未試於事，則恐行之而未孚也。又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說雖出於古文，其言要必有所受也。夫求多聞而實之以建事，則所謂學古訓者，非徒誦說，亦可見矣。夫治教一而官師未分，求知易而實行已難矣；何況官師分，而學者所肄，皆為前人陳跡哉？夫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夫思亦學者之事也，而別思於學，若謂思不可以言學者，蓋謂必習於事，而後可以言學，此則夫子誨人知行合一之道也。諸子百家之言，起於徒思而不學也。是以其旨皆有所承稟，而不能無敝耳。劉歆所謂某家者流，其源出於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為某家之學，其失而為某事之弊。夫某官之掌，即先王之典章法度也。流為某家之學，則官守失傳，而各以思之所至，自為流別也。失為某事之弊，則極思而未習於事，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是以三代之隆，學出於一，所謂學者，皆言人之功也。統言之，十年曰幼學，是也。析言之，則十三學樂，二十學禮，是也。國家因人功力之名，而名其制度，則曰鄉學國學，學則三代共之，是也。未有以學屬乎人，而區為品詣之名者。官師分而諸子百家之言起，於是學始因人品詣以名矣，所謂某甲家之學，某乙家之學，是也。學因人而異名，學斯舛矣。是非行之過而至於此也，出於思之過也。故夫子言學思偏廢之弊，即繼之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異端之起，皆思之過，而不習於事者也。
○原學下
諸子百家之患，起於思而不學；世儒之患，起於學而不思；蓋官師分而學不同於古人也。後王以謂儒術不可廢，故立博士，置弟子，而設科取士，以為誦法先王者勸焉。蓋其始也，以利祿勸儒術，而其究也，以儒術徇利祿，斯固不足言也。而儒宗碩師，由此輩出，則亦不可謂非朝廷風教之所植也。夫人之情，不能無所歆而動，既已為之，則思力致其實，而求副乎名。中人以上，可以勉而企焉者也。學校科舉，奔走千百才俊，豈無什一出於中人以上者哉？去古久遠，不能學古人之所學，則既以誦習儒業，即為學之究竟矣。而攻取之難，勢亦倍於古人，故於專門攻習儒業者，苟果有以自見，而非一切庸俗所可幾，吾無責焉耳。學博者長於考索，豈非道中之實積，而騖於博者，終身敝精勞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於屬文，豈非道體之發揮？而擅於文者，終身苦心焦思以構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義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義理虛懸而無薄，則義理亦無當於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學問。」人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天下不能無風氣，風氣不能無循環，一陰一陽之道，見於氣數者然也。所貴君子之學術，為能持世而救偏，一陰一陽之道，宜於調劑者然也。風氣之開也，必有所以取；學問文辭與義理，所以不無偏重畸輕之故也。風氣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趨時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是故開者雖不免於偏，必取其精者，為新氣之迎；敝者縱名為正，必襲其偽者，為末流之託；此亦自然之勢也。而世之言學者，不知持風氣，而惟知徇風氣，且謂非是不足邀譽焉，則亦弗思而已矣。
○博約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