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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學稱經以抗六藝，愚也。儒者僣經以擬六藝，妄也。六經初不為尊稱，義取經綸為世法耳，六藝皆周公之政典，故立為經。夫子之聖，非遜周公，而《論語》諸篇不稱經者，以其非政典也。後儒因所尊而尊之，分部隷經，以為傳固翼經者耳。佛老之書，本為一家之言，非有綱紀政事；其徒欲尊其教，自以一家之言，尊之過於六經，無不可也。強加經名以相擬，何異優伶效楚相哉。亦其愚也。揚雄、劉歆，儒之通經者也。揚雄《法言》，蓋雲時人有問，用法應之，抑亦可矣。乃雲象《論語》者，抑何謬邪？雖然，此猶一家之言，其病小也。其大可異者，作《太玄》以準《易》，人僅知謂僣經爾，不知《易》乃先王政典而非空言，雄蓋蹈於僣竊王章之罪，弗思甚也。(詳《易教》篇。)衛氏之《元包》，司馬之《潛虛》，方且擬《玄》而有作，不知《玄》之擬《易》已非也。劉歆為王莽作《大誥》，其行事之得罪名教，固無可說矣。即擬《尚書》，亦何至此哉？河汾六籍，或謂好事者之緣飾，王通未必遽如斯妄也。誠使果有其事，則六經奴婢之誚，猶未得其情矣。奴婢未嘗不服勞於主人，王氏六經，服勞於孔氏者，又何在乎？
束晳之《補笙詩》，皮日休之《補九夏》，白居易之《補湯征》，以為文人戲謔而不為虐，稱為擬作，抑亦可矣。標題曰補，則亦何取辭章家言，以綴《詩》、《書》之闕邪？
至《孝經》，雖名為經，其實傳也。儒者重夫子之遺言，則附之經部矣。馬融誠有志於勸忠，自以馬氏之說，援經徵傳，縱橫反覆，極其言之所至可也。必標《忠經》，亦已異矣。乃至分章十八，引《風》綴《雅》，一一效之，何殊張載之《擬四愁》，《七林》之仿《七發》哉！誠哉非馬氏之書，俗儒所依託也。宋氏之《女孝經》，鄭氏之《女論語》，以謂女子有才，嘉尚其志可也。但彼如欲明女教，自以其意立說可矣。假設班氏惠姬，與諸女相問答，則是將以書為訓典，而先自託於子虛、亡是之流，使人何所適從？彼意取其似經傳耳，夫經豈可似哉？經求其似，則諢騙有卦，(見《輟耕錄》。)鞾始收聲，有《月令》矣。(皆諧謔事。)
若夫屈原抒憤，有辭二十五篇，劉、班著錄，概稱之曰《屈原賦》矣。乃王逸作《注》，《離騷》之篇，已有經名。王氏釋經為徑，亦不解題為經者，始誰氏也。至宋人注屈，乃雲「一本《九歌》以下有傳字」，雖不知稱名所始，要亦依經而立傳名，不當自宋始也。夫屈子賦，固以《離騷》為重，史遷以下，至取《騷》以名其全書，今猶是也。然諸篇之旨，本無分別，惟因首篇取重，而強分經傳，欲同正《雅》為經，變《雅》為傳之例；是《孟子》七篇，當分《梁惠王》經，與《公孫》、《滕文》諸傳矣。
夫子之作《春秋》，莊生以謂議而不斷，蓋其義寓於其事其文，不自為賞罰也。漢魏而下，仿《春秋》者，蓋亦多矣。其間或得或失，更仆不能悉數。後之論者，至以遷、固而下，擬之《尚書》；諸家編年，擬之《春秋》。不知遷、固本紀，本為《春秋》家學，書志表傳，殆猶《左》、《國》內外之與為終始發明耳。諸家《陽秋》，先後雜出，或用其名而變其體，(《十六國春秋》之類。)或避其名而擬其實，(《通鑒綱目》之類。)要皆不知遷、固之書，本紹《春秋》之學，並非取法《尚書》者也。故明於《春秋》之義者，但當較正遷、固以下其文其事之中，其義固何如耳。若欲萃聚其事，以年分編，則荀悅、袁宏之例具在，未嘗不可法也。必欲於紀傳編年之外，別為《春秋》，則亦王氏《元經》之續耳。夫異端抗經，不足道也。儒者服習六經，而不知經之不可以擬，則淺之乎為儒者矣！
卷二 內篇二
○原道上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固諄諄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則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猶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別班分，而道著矣。仁義忠孝之名，刑政禮樂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後起者也。
人生有道，人不自知；三人居室，則必朝暮啟閉其門戶，饔飧取給於樵汲，既非一身，則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謂不得不然之勢也，而均平秩序之義出矣。又恐交委而互爭焉，則必推年之長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長幼尊尊之別形矣。至於什伍千百，部別班分，亦必各長其什伍，而積至於千百，則人眾而賴於幹濟，必推才之傑者理其繁，勢紛而須於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作君作師，畫野分州，井田封建學校之意著矣。故道者，非聖人智力之所能為，皆其事勢自然，漸形漸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