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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鄭學盛而漢學衰者；漢經學近古可信，十四博士今文家說，遠有師承；劉歆創通古文，衛宏、賈逵、馬融、許慎等推衍其說，已與今學分門角立矣。然今學守今學門戶，古學守古學門戶。今學以古學為變亂師法，古學以今學為「黨同妒真。」相攻若仇，不相混合。杜、鄭、賈、馬注《周禮》、《左傳》，不用今說；何休注《公羊傳》，亦不引《周禮》一字；許慎《五經異義》分今文說、古文說甚晰。若盡如此分別，則傳至後世，今古文不雜廁，開卷可瞭然矣。鄭君先通今文，後通古文。其傳曰：「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案京氏《易》、《公羊春秋》為今文，《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書》為古文。鄭君博學多師，今古文道通為一，見當時兩家相攻擊，意欲參合其學，自成一家之言，雖以古學為宗，亦兼采今學以附益其義。學者苦其時家法繁雜，見鄭君閎通博大，無所不包，眾論翕然歸之，不復舍此趨彼。於是鄭《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之《易》不行矣；鄭《書注》行而歐陽、大小夏侯之《書》不行矣；鄭《詩箋》行而魯、齊、韓之《詩》不行矣；鄭《禮注》行而大小戴之《禮》不行矣；鄭《論語注》行而齊、魯《論語》不行矣。重以鼎足分爭，經籍道息。漢學衰廢，不能盡咎鄭君；而鄭采今古文，不復分別，使兩漢家法亡不可考，則亦不能無失。故經學至鄭君一變。
事有不可一概論者，非通觀古今，不能定也。《毛詩》、《左傳》乃漢時不立學之書，而後世不可少；鄭君為漢儒敗壞家法之學，（本李兆洛說）而後世尤不可無。漢時《詩》有魯、齊、韓三家，《春秋》有《公》、《榖》二傳。《毛詩》、《左傳》不立學無害；且不立學，而三家二傳更不至淆雜也。漢後三家盡亡，二傳殆絶，若無《毛詩》、《左傳》，學者治《詩》、《春秋》，更無所憑依矣。鄭君雜糅今古，使顓門學盡亡；然顓門學既亡，又賴鄭注得略考見。今古之學若無鄭注，學者欲治漢學，更無從措手矣！此功過得失互見而不可概論者也。鄭君從黨遍天下，即經學論，可謂小統一時代。傳云：「齊、魯間宗之」；非但齊、魯間宗之，傳列郗慮等五人，《鄭志》、《鄭記》有趙商等十六人。《三國志姜維傳》云：「好鄭氏學」，不知其何所受。昭烈帝嘗自言周旋鄭康成間，蓋鄭君避地徐州，時昭烈為徐州牧，嘗以師禮事之。然則，蜀漢君臣亦鄭學支裔矣。有與鄭君同時而學不盡同者：荀爽、虞翻並作《易注》；荀用費《易》，虞用孟《易》，今略存於李鼎祚《集解》中。虞嘗駮鄭《尚書注》，又以《鄭易注》為不得。王粲亦駮鄭，而其說不傳。有視鄭稍後而學不盡同者：王弼《易注》，盡掃象數，雖亦用費《易》，而說解不同。故李鼎祚云：「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何晏《論語集解》雖采鄭注，而不盡主鄭。若王肅尤顯與為敵者。
鄭學出而漢學衰，王肅出而鄭學亦衰。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賈逵、馬融皆古文學，乃鄭學所自出。肅善賈、馬而不好鄭，殆以賈、馬專主古文，而鄭又附益以今文乎？案王肅之學，亦兼通今古文。肅父朗師楊賜，楊氏世傳歐陽《尚書》；洪亮吉《傳經表》以王肅為伏生十七傳弟子，是肅嘗習今文；而又治賈、馬古文學。故其駮鄭，或以今文說駮鄭之古文，或以古文說駮鄭之今文。不知漢學重在顓門，鄭君雜糅今古，近人議其敗壞家法，肅欲攻鄭，正宜分別家法，各還其舊，而辨鄭之非，則漢學復明，鄭學自廢矣。乃肅不惟不知分別，反效鄭君而尤甚焉。偽造孔安國《尚書傳》、《論語孝經注》、《孔子家語》、《孔叢子》，共五書，以互相證明；託于孔子及孔氏子孫，使其徒孔衍為之證。不思《史》、《漢》皆云安國早卒，不雲有所撰述；偽作三書，已與《史》、《漢》不合矣。而《家語》、《孔叢子》二書，取郊廟大典禮兩漢今古文家所聚訟不決者，盡託于孔子之言，以為定論。不思漢儒議禮聚訟，正以去聖久遠，無可據依。故石渠、虎觀，天子稱制臨決。若有孔子明文可據，群言淆亂折諸聖，尚安用此紛紛為哉！肅作《聖證論》，以譏短鄭君；蓋自謂取證于聖人之言；《家語》一書，是其根據。其注《家語》，如五帝、七廟、郊丘之類，皆牽引攻鄭之語，適自發其作偽之覆。當時鄭學之徒皆云「《家語》，王肅增加。」或雲王肅所作。是肅所謂聖證，人皆知其不出於聖人矣。孫志祖《家語疏證》已明著其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