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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為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為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況其他乎？世常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以系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鋭氣。昔高祖以三十萬眾困于平城，當時將相群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兇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施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材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于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嘉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于斯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為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慾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言之薦，舉而與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而巧佞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奸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
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國家租賦籍于計省，重兵聚于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慮，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台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台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台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鋭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奸臣，萬無此理。然而養貓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所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一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
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台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台諫亦與之；公議所擊，台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眾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台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ゥ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李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于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孫寶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于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