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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之息久矣，天子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詩之作，有天下焉，有一國焉，有神明焉。觀天下而成者，人不得而私也；體一國而成者，眾不得而違也；會神明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著矣；不違焉，《風》一矣；不欺焉，《頌》明矣。然則《風》生於文王，而《雅》、《頌》雜于武王之間。《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厲、幽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秦、漢而後，何其滅然也？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頌，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情性，情性其能無哉？職詩者之罪也」。通之言，其幾于聖人之心矣。或問：「成王、周公之際，《風》有變乎？」曰：《豳》是矣。幸而成王悟也，不然，則變而不能復乎！《豳》之去《雅》，一息焉，蓋周公之心也，故能終之以正。
【魯頌解】
或問：「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非《頌》也，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爾，何《頌》乎！《頌》惟一章，而《魯頌》章句不等；《頌》無頌字之號，而今四篇皆有。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之』，亦未離乎強也。《頌》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訪于眾人，眾人可之，猶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訪于天下，天下之人亦曰可，然後作之無疑矣。僖公之政，國人猶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貶尚不能逃，未知其《頌》何從而興乎！《頌》之美者不過文、武，文、武之《頌》，非當其存而作者也，皆追述也。僖公之德孰與文、武，而曰有《頌》乎！先儒謂名生於不足，宜矣。然聖人所以列為《頌》者，其說有二：貶魯之強，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請于天子，其非強乎？特取于魯，其非勸乎？」或曰：「何謂勸？」曰：「僖公之善不過復土宇、修宮室、大牧養之法爾，聖人猶不敢遺之，使當時諸侯有過于僖公之善者，聖人忍絶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勸爾。而鄭氏謂之備三《頌》，何哉？大抵不列于《風》而與其為《頌》者，所謂憫周之失、貶魯之強是矣，豈鄭氏之雲乎？」
【商頌解】
古《詩》三百始終於周，而仲尼兼以《商頌》，豈多記而廣錄者哉？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一也；予紂之不憾，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曷謂大商祖之德？曰：《頌》具矣。曷謂予紂之不憾？曰：憫廢矣。曷謂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按《周本紀》稱武王伐紂，下車而封武庚于宋，以為商後。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惡紂之暴，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絶其為後焉。或曰：《商頌》之存，豈異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之知矣。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湯之德微，毒紂之惡有不得其著矣。向所謂存一《頌》而有三益焉者，豈妄雲哉！
【十月之交解】
《小雅》無厲王之詩，著其惡之甚也。而鄭氏自《十月之交》已下，分其篇，以為當刺厲王，又妄指毛公為詁訓時移其篇第，因引前後之詩以為據。其說有三：一曰《節》刺師尹不平，此不當譏皇父擅恣。予謂非大亂之世者必不容二人之專，不然李斯、趙高不同生於秦也。其二曰《正月》惡褒姒減周，此不當疾。艷妻之說出於鄭氏，非史傳所聞。況褒姒之惡，天下萬世皆同疾而共醜者，二篇譏之，殆豈過哉？其三曰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此不當雲番惟司徒。予謂《史記》所載，鄭桓公在幽王八年方為司徒爾，豈止桓公哉？是三說皆不合于經，不可按法。為鄭氏者獨不能自信，而欲指他人之非，斯亦惑矣。今考《雨無正》已下三篇之詩，又其亂說歸向，皆無刺厲王之文，不知鄭氏之說何從而為據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非如是，其能通《詩》乎？
【本末論】
《關雎》、《鵲巢》，文王之詩也，不繫之文王而下系之周公、召公。召公自有詩，則得列于本國。周公亦自有詩，則不得列于本國，而上系于豳。豳，太王之國也，考其詩，則周公之詩也。周、召，周公、召公之國也，考其詩，則文王之詩也。《何彼矣》，武王之詩也，不列于《雅》，而寓于《召南》之風。《棠棣》，周公之詩也，不列于《周南》，而寓于文王之《雅》。衛之詩，一公之詩也，或系之邶，或系之，或系之衛。詩述在位之君，而風系已亡之國。晉之為晉久矣，不得為晉，而謂之唐。鄭去咸林而徙河南，為鄭甚新，而遂得為鄭。自漢以來，其說多矣。蓋《詩》之類例，不一如此，宜其說者之紛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