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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這一指令在華盛頓制定之時，許多美國人仍在擔心日本人也許會採取倔傲和敵對態度，一個怒目而視、伺機報復的民族將消極抵制一切和平計劃。後來證明這些擔憂並未成為事實。其原因主要在於日本的特殊文化，而不在於有關戰敗民族和戰敗國的政治、經濟等一般真理。也許沒有一個民族能夠象日本這樣順利地接受這種信義的政策。在日本人看來，這種政策是從嚴酷的戰敗現實中排除屈辱的象徵，促使他們實行新的國策，而他們能夠如此接受，恰在於特異文化所形成的特異性格。
在美國，我們曾不斷爭論媾和條件的寬嚴，但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寬嚴，而在於嚴如其分，恰足以摧毀傳統的、危險的侵略性模式，建立起新的目標。至於選擇何種手段則應根據該國國民的性格和傳統的社會秩序而定。普魯士的權威主義不僅在家庭生活中，而且在市民日常生活中根深蒂固，這就需要對德國制定某種媾和條件。明智的媾和條款對日本應該不同於對德國。德國人不象日本人，他們不認為自己對社會和歷史欠恩情，他們努力奮鬥，不是為了償還無窮的債務或恩情，而是避免淪為犧牲者。父親是一個權威人物，如同其他佔據高位的人一樣，按德國人的說法，是「強迫別人尊敬他」的人。是他，得不到尊敬就不舒服。在德國人的生活中，每一代兒子在青年時期都反對權威的父親，然而他們長大成人後，與父母一樣，最終還是要屈服於單調無味、沒有激情的生活。一生之中的最高峰是青年叛逆的狂飆年代。
日本文化中的問題並不是極端的權威主義。幾乎所有西方的觀察者都認為，日本的父親對孩子的關懷和鍾愛在西方似乎很難見到。日本的孩子認為與父親有某種真正的親愛乃是當然的，而且公開誇耀自己的父親，因此，父親只要稍許改變一下聲調，孩子就會按父親的願望行事。但是，父親決不是幼兒的嚴師，青年時期也絶不是反抗父母權力的時期。相反，孩子進入青年時期就在世人判斷面前成為一位家庭責任的馴服代表。日本人說，他們尊重父親是「為了學習」，「為了訓練」，也就是說，父親作為尊敬的對象，乃是等級制和正確待人接物的超人格象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