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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所有西方人所描繪的日本人的矛盾性格，都可以從日本人的兒童教養中得到理解。這種育兒方式使日本人的人生觀中具有兩面性，每一面都不應忽視。他們在幼兒期過的是有特權和嬌縱的生活，此後在接受各種訓練過程中，他們始終保持著那種「不知恥」年代的歡樂生活的記億。他們無需為未來描繪天堂，因為，他們過去曾有過天堂。他們描繪童年時代時所用的是他們的術語，說人性本善，眾神慈悲以及作一個日本人無上光榮。這使他們很容易把自己的道德建立在一種極端觀念上，即認為人人身上都有「佛種」（成佛的可能性），死後都能成神。這種觀念使他們固執，有相當自信，是願意幹起任何工作而不顧自己的能力是否差距很遠的思想基礎，是使他們敢於堅持己見、甚至反對政府、以死力諫、以證明自己正確的思想基礎。有時，這種自信使他們陷入集體性的狂妄自大。
六七歲以後，「謹言慎行」、「知恥」，這類責任逐漸加在他們身上，而且背後有強大的壓力；如果有過錯，家庭就會反對他。這種壓力雖非普魯士式的紀律，但卻無法逃避。在具有特權的幼兒時代，有兩件事情為這種必須履行義務奠定了基礎：一件是父母固執地訓練其便溺習慣和糾正各種姿式；另一件是父母常常嘲弄孩子，嚇唬說要遺棄他。這些幼年時代的經驗使孩子們有所準備，能夠接受嚴格的約束，以免被「世人」恥笑、遺棄。他要抑制幼兒時期無拘無束、公開表達的那些衝動。那些衝動並不是不好，只是因為已不合時宜了。他現在正進入嚴肅的生活。隨著童年特權的逐漸遭受否定，他被允許享受成人的更大享樂，但幼年時代的那些經驗決不會真正消失。他們的人生哲學隨時從童年吸取經驗。他承認「人情」，這也是回覆到幼時的經驗。整個成年期間，在其生活的「自由領域」內，他又重新體驗幼年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