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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殺作為最後論據而爭取獲勝，雖然封建時代和現代都有，但在現代，也在向上述方向轉變。德川時代有個著名故事，說的是幕府有一位年高德劭的顧問，擔任將軍監護人，曾經在其他顧問官和將軍代理人面前，當眾袒腹抽刀，準備切腹。這種威脅手段奏效了，他推薦的人繼承了將軍職位。他達到了目的，也沒有自殺。用西方語言來說，這位監護人是在用「切腹」威脅反對派。在現代，這種抗議性的自殺行為已不是談判手段而是為主義殉身，其出現多半是所提主張未被採納，或反對某些已簽字的協議（如倫敦海軍裁軍條約）以求留名史冊。在這種場合，只有實實在在的自殺，才能影響輿論；不是擺擺架式進行威脅就能夠奏效的。
在「名分的情義」遭受威脅時，把攻擊矛頭指向自己，這種傾向正在發展，但並不必然包含自殺這種極端手段。自我攻擊有時表現為沮喪、消沉以及日本知識階層中流行的那種典型的厭倦情緒，這種情緒之所以在這個階層廣泛蔓延，有充分的社會學原因。這是因為，知識分子過剩，他們在等級制中的地位很不穩定，只有極少數人能夠滿足其雄心壯志。特別是
1930年代，當局懷疑他們有「危險思想」，使他們愈加感傷。日本知識分子常把他們的抑鬱歸因於西方化造成的混亂，但這種說法並不對路。典型的日本人的情緒搖擺是從強烈的獻身精神一變而為極端的厭倦。很多知識分子都曾蒙受過的這種心理毀損乃是日本傳統所固有的。
1930年代中期，他們當中許多人也是用傳統辦法擺脫這種厭倦情緒的。他們抱著國家主義目標，把攻擊矛頭再次從自己內心轉向對外。從對外發動極權主義侵略中，他們重新「發現了自己」。他們擺脫了惡劣的心境，感到自己內部有一股新的巨大力量。他們相信，雖然在人際關係上不能作到這一點，卻相信作為一個征服民族就能夠作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