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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獲得世界和平，就必須主要依靠世界人民大眾的力量，依靠他們的鬥爭。在維護世界和平的鬥爭過程中，有必要同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包括美國政府，就這個或那個問題進行談判，以便緩和國際緊張局勢，達到某種和解，達成某些協議。但是，世界和平僅僅通過談判是永遠實現不了的，我們決不能把希望寄託在帝國主義身上，決不能脫離人民大眾的鬥爭。民族解放運動和革命久平起發展，越能維護世界和平。
總之，中國人堅信，和平只有通過不發達世界的革命運動瓦解帝國主義才能得到維護。相反，蘇聯人認為，社會主義世界
實質上指蘇聯的日益繁榮與強大將制止西方帝國主義的戰爭傾向，社會主義世界僅靠榜樣的力量就可以加速帝國主義的衰落，從而使不發達國家的革命能輕而易舉地獲得成功。。
中國人關於不發達世界的理論同樣是好戰的，在不發達世界中，他們與美國人和蘇聯人相反，有着作為非白種人和不富裕人的優勢。中國人告誡說，不發達國家受到了帝國主義強國的統治和剝削，這些帝國主義強國既包括美國也包括蘇聯。這種不平等的關係只有通過革命才能結束，但革命不能出口；被壓迫民族必須依靠自己。毛澤東的當然繼承人林彪元帥的一篇著名文章引起了西方的恐慌，因為林彪在這篇文章中把當時的世界形勢看作是「農村包圍城市」。
他說這些城市是北美和西歐，這些農村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中國農民曾在共產黨人的領導下佔領了他們的城市；林彪預言，不發達世界的人民大眾將打敗進行剝削的帝國主義國家，取得類似的勝利。但林彪也強調，勝利只有通過自力更生才能取得，不能依靠中國或其他國家的大量援助。他警告說，那些主要依靠外國人的革命者必將失去同本國人民的聯繫，變得十分無能。
因此，中國的革命學說不是為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的征服規定行動計劃的「我的奮鬥」，而是一套指導外國共產主義革命者的「自製工具」。
中國不僅在革命學說方面，而且在爭取近
90個國家的共產黨的擁護方面向蘇聯提出了挑戰。
1964年初，莫斯科聲稱，
90個共產黨中至少有
65個忠於它，但中國人反稱道，世界上
4250萬共產黨員中有一半站在他們一邊。
1969年
6月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黨國際會議遭到了
15個親中國的政黨的抵制。在
75個派代表參加會議的政黨中，
14個黨以各種方式提出了反對意見，例如拒絶簽署會議的最後聲明、儘管這一聲明謹慎地避免提到諸如中蘇爭吵和蘇聯侵捷之類有爭議的問題。
主要由於中國的緣故，世界共產主義不再承認馬克思主義教皇式的人物。儘管中國充當了一個多世紀國際外交的卒子，但它今天正在向世界最強大的兩個國家提出有力的挑戰。
六、兩極分化的結束
到
1970年——第二次世界大依結束後僅僅
25年時，一個嶄新的世界政治格局開始出現。在戰後頭幾年中十分盛行的世界力量的兩極分化已經消失。歐洲不再是世界棋盤上的一個卒子——或兩個卒子，東歐和西歐；中國也不再是蘇聯的衛星國或地位較低的夥伴。
法國對共產黨中國的承認顯然象徵著新的全球均勢。對法國來說，這是對美國的一個大膽的、有意的挑戰，它標志著美國發起的對共產黨中國的貿易禁止和把北京排斥在聯合國外的做法開始失敗。對大陸中國來說，同法國的新關係標志著蘇聯的經濟束縛開始結束，而且，用北京自己的話說，它還標志著北京發起的團結所有「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一渴望擺脫「美國侵略、控制、干涉、欺侮」的國家和反對「蘇聯領導人所希望的美蘇聯合統治世界」的國家——的運動前進了一大步。
如果按照前面對過去
5個世紀的世界歷史的分析來考察所有這些世界性的發展，那麼，這些發展將表明全球關係發展的一個新階段。人們將回想起，在歐洲發生決定性的轉變和進行擴張之前，幾大地區或是自治地並存着，或是完全孤立地並存着——自治的歐洲地區、穆斯林地區和儒教地區，基本孤立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完全孤立的美洲和澳大利亞。哥倫布、達·伽馬和麥哲倫之後，這種隔絶狀態讓位給了由歐洲支配、為歐洲所利用的日益增長的相互影響和一體化。到
19世紀時，這一趨勢最終導致了前所未有的歐洲幾個大國的全球霸權。
兩次世界大戰打破了歐洲的這一統治，取而代之的是莫斯科和華盛頓的僅維持一、二十年的兩極統治——這一階段的短暫反映了世界事態不斷加快的發展速度。
雖然兩極化狀態的消逝現已不言而喻，但人們卻說不清什麼將取代它。中國由於它在東亞和整個不發達世界中日益擴大的影響，似乎正在獲得可與美國和蘇聯相比的地位。但除此之外，有關各地區相互關係的未來形式仍然模糊不清、無法預料。人們也許會預言，隨着現代化進程的迅速加快，其他非西方地區將仿照中國的做法，建立新的權力中心。
無疑。現在已有了種種為了獲得政治和經濟的完全獨立而試圖統一各自的地區、並使之現代化的「泛」字運動，如泛阿拉伯主義和泛非主義。如果這些運動證明是成功的，那麼，新的全球多極化狀態會逐漸形成。各地區如中東、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拉丁美洲和歐洲新的權力中心會以各種不同的政治和社會形式同美國、蘇聯和中國並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