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許多新工廠按照莫斯科的命令從事軍工生產，公眾的負擔越來越重。甚至農業也因強迫實行集體化和強制種植諸如棉花和亞麻之類的經濟作物而遭到破壞。最終結果是，整個地區食物不足，消費品短缺，失業者很多，工資極低，生活水平相應地下降。應該指出，所有這一切決定性地促成了普遍的動亂，最終導致了
1956年的劇變。
1956年以後，這一模式發生了迅速、重大的變化。貿易條約和發展協定被重新商訂，並被制訂得更加公平合理。各國都能逐漸對其經濟發展的速度和進程作出自己的決定。工業不必再同蘇聯或其他共產黨國家的工業結合在一起。
相反，其趨勢是國民經濟的發展更加獨立，工業和農業的迴旋餘地更大，同西方的貿易更多。例如，
1960年至
1964年間。羅馬尼亞同西方的貿易從占其全部貿易的
20%上升到
33%。赫魯曉夫也發現，有必要修訂他為經濟互助委員會制定的雄心勃勃的計劃，他曾希望經互會能成為蘇聯與東歐盟國和蒙古全面一體化的媒介。
後來，由於東歐國家反對莫斯科通過經互會指揮它們的經濟計劃，這種一體化未能實現；於是，蘇聯同東歐國家于
1963年和
1964年議定了一系列雙邊協定。赫魯曉夫認為，當他不能得到經互會範圍的一體化這整塊麵包時，必須同意接受雙邊一體化這半塊麵包。
同這種經濟上的緩和與放寬相對應的是文化領域中的緩和與放寬。同西方國家締結文化協定、減少對外國廣播的干擾、增加旅遊業、給外國記者以更大的自由、允許更自由地放映西方電影、發行西方書籍和刊物——所有這些都可表明上述這一點。由於這種總趨勢非常明顯，約翰遜總統于
1964年
5月
23日宣佈：「不再是一道鐵幕。而是有許多道鐵幕。
每道鐵幕的強度和厚度不同，因而能穿過它的光線和能在它後面增長的希望也不同。我們將繼續建造一座座能跨越把我們同東歐分割開來的這一鴻溝的橋樑。它們將是增加貿易的橋樑、思想的橋樑、訪問者的橋樑和人道主義援助的橋樑。」
1968年
8月，由於蘇聯軍隊同東德、匈牙利、波蘭和保加利亞軍隊一起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東歐的這種自由化趨勢一下子被完全改變。入侵的原因在於，以亞歷山大·杜布切克為首的一群共產黨革新主義者于
1968年
1月在布拉格發動了一場「民主社會主義革命」。當時，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第一次享受到了出版、言論和出國旅行的自由。蘇聯入侵的動機可能是，他們十分害怕捷克新政權會漸漸斷絶同東歐鄰國之間的關係，而轉向西方陣營。
無疑，他們害怕捷克新獲得的自由可能加強東歐人民大眾對類似自由的要求，從而危及現存的共產黨政權。
為了替入侵辯護，蘇聯人發表了所謂的「勃列日涅夫主義」。在
1956年的匈牙利危機之後，他們曾聲稱，他們的目的是以「國家主權、互利與平等」的原則為基礎，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聯邦」。但這時，在
1968年
9月
25日《真理報》的一篇文章中，蘇聯領導人實際上保留了入侵那些被他們認為正背離他們陣營的社會主義鄰國的權利。「社會主義世界體系中任何環節的削弱都會直接影響所有無法冷淡地看待這一點的社會主義國家。
為了向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盡國際主義義務，為了保護自己的社會主義利益，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不得不採取斷然措施，它們的確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反社會主義勢力採取了行動」。
儘管蘇聯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並主張「到列日涅夫主義」，但它在東歐的地位遠沒有史達林時代那樣高。捷克斯洛伐克的輿論仍是一邊倒地反蘇，這一點在公開場合如國慶節和運動會上人們的大聲嚷叫中得到證明。即使是那些遵守《華沙條約》的國家，也保留了相當大的自治權，它們木支持蘇聯反對中國就是一個明證。其時，南斯拉夫繼續在東、西方之間沿著獨立的中立主義道路前進。
羅馬尼亞沒有參與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它在對內、對外事務方面也是獨行其是。它同中國和阿爾巴尼亞這兩個反蘇國家有着友好的關係，同西德和以色列保持着外交關係——這一點與一些《華沙條約》成員國形成鮮明對照——而且，正在同美國發展更加密切的經濟和文化關係。
1969年
8月，尼克森總統在羅馬尼亞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他利用訪羅這一機會聲明：「美國的立場是不僅尊重包括大國和小國在內的所有國家維護自己民族地位的權利，而且尊重它們的主權和平等權。」
五、中國向蘇聯挑戰
當得勝的中國共產黨人于
1949年建立他們的人民共和國時，他們立即得到了蘇聯的承認。另外還有
20個國家，包括英國和印度，也承認了這個共和國。但是，美國繼續把台灣的蔣介石流亡政府當作中國的合法政府。在這種情況下，華盛頓同北京的關係甚至在因朝鮮問題而公開決裂以前就已很緊張。
相反，
1950年，莫斯科和北京簽訂了為期
30年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根據該條約的條款，蘇聯須幫助中國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軍隊和實現全面的工業化計劃。雖然蘇聯人提供了條件優惠的貸款，但貸款畢竟還是貸款，而不是補助金。中國為了償還大量的資本貨物、技術援助和軍用物資，將自己一半以上的出口物運到了蘇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