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赫魯曉夫
2月講話的鼓舞下，這兩個國家中出現了文人學士的討論小組；接着，知識分子與口才較好的城市工人建立了聯繫。
1956年春、夏兩季，匈牙利和波蘭的事件經歷了相似的進程。但到秋天時，它們開始大不相同：匈牙利事件以武裝起義和鎮壓告終，波蘭事件的結果則是贏得了一定程度的個人自由和國家的獨立自主。
波蘭最傑出的「民族」共產黨人弗拉迪斯拉夫·哥穆爾卡曾于
1948年因鐵托主義罪而被清除出黨，到
1956年春，又恢復了職務。他的思想不久就開始在共產黨的中間階層中得到傳播。波茲南
前普魯土城市波森的工人起義反映了波蘭史達林主義者的影響在不斷減弱。波蘭的史達林主義者被一個個地從黨內主要位子上撤了下來，最後，這種危機落到了波蘭出生的蘇軍元帥康斯坦丁·羅科索夫斯基頭上，羅科索夫斯基當時還是波蘭的國防部長和波蘭政治局的成員。
赫魯曉夫以前所未有的舉動支持羅科索夫斯基，于
1956年
10月
19日同蘇聯政治局內除兩人外的全部成員一起匆匆趕到了華沙，與此同時，蘇聯紅軍也調動軍隊進行威脅。但最後，正是赫魯曉夫作出了讓步，同意罷免羅科索夫斯基，同意哥穆爾卡于
10月
21日當選為波蘭共產黨第一書記。赫魯曉夫之所以願意遭受這一嚴重挫折，是因為他確信，哥穆爾卡是一位有主見但卻忠實的共產黨人，他決不會轉而投靠西方。事實證明，這種看法是正確的，在以後幾年中，雙方發展了一種互相滿意的關係，波蘭雖然越來越不依賴克里姆林宮而獨立，但的確仍是共產黨國家，仍是華沙條約組織可靠的支持者。
在匈牙利，形勢更加複雜。黨的領袖馬加什·拉科西是一位猶太人，這使這一有反猶傳統的國家中的問題越來越嚴重。他還是一位老牌的史達林主義者，曾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內在匈牙利監獄裡獃了
16年，因而這時不願與「民族主義的」匈牙利共產黨人分享權力。於是，同在波蘭一樣，上層的變革受到了阻礙。
相反，下層爆發了革命，由於這一革命無法預測，因此，赫魯曉夫向匈牙利派遣了蘇聯紅軍。
1956年
10月
23日，布達佩斯開始出現騷動，當時，一大群示威者在波蘭事件的激勵下，要求拉科西辭職，讓位給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共產黨人伊姆雷·納吉。秘密警察的反應是向示威者開火，從而使抗議示威轉變成一場公開的革命，這場革命使納吉一下子當上了總理，並使他作出了種種許諾、採取了種種行動。而這些許諾和行動都是蘇聯人所無法容忍的。為了撫慰很快就不僅活躍于首都、而且還活躍于各省的示威者，納吉邀請兩位非共產黨人加入他的內閣，廢除了集體化，宣佈大赦反叛者，答應舉行自由選舉，並說服蘇聯人將他們的坦克撤出布達佩斯。
這一切並沒有滿足革命者的需要，他們這時進攻共產黨總部，甚至不時襲擊正在撤退的蘇軍。這樣做時，他們暴露了自己全力反共、反蘇的立場。和波蘭人不同，他們並不滿足於蘇聯勢力範圍內的自治。相反，他們要求西方式的民主，要求完全擺脫莫斯科或《華沙條約》的約束。
這些發展對蘇聯在東歐的安全體系構成了無法容忍的威脅。
11月
1日，蘇聯人掉轉坦克，重新開進了布達佩斯。於是，納吉總理立即直布匈牙利為中立國家，拒絶摸受《華沙條約》，並向聯合國發出了呼籲。外界沒有給予任何幫助，因為美國正忙於總統選舉，法國和英國正在遠征蘇伊士。
革俞者被勢不可擋的力量制服，以亞諾什·卡達爾為首的新的共產黨獨裁政府宣告成立。
蘇聯人雖然能為所欲為，但付出了在道義和精神上遭受巨大失敗的代價。匈牙利工人和學生朝蘇聯坦克扔燃燒瓶的情景使許多忠實的共產黨人及其同路人覺醒。這與共產黨人原來所夢想的國際無產階級兄弟關係相差太遠了。蘇聯人的做法對西歐知識界的震動特別大，西歐的許多知名作家和藝術家這時交出了他們的黨證。
蘇聯人完全明白這種消極反應，急忙賠禮道歉。在匈牙利危機最嚴重的時候，他們宣佈，他們準備改變同衛星國之間的關係。他們聲稱，他們的目的是以「國家主權、互利與平等」的原則為基礎，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聯邦」，他們提議修改《華沙條約》，以便將蘇聯軍隊撤出東歐。這既不是蘇聯人的仁慈，也不是他們玩世不恭的騙局。
相反，他們認識到，他們不可能作為無恥的干涉者和佔領者遙遙無期地繼續駐紮在東歐。或許，
19世紀的沙皇能經受住被全世界指責為東歐「自由的劊子手」的責罵。但對一個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來說，在一個有着大眾交流媒介、世界各地人們的見解易於互相交流的時代裡遭到這種指責，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因此。
赫魯曉夫逐漸改變對鄰國的政策，直到與鄰國建立起真正新的關係。
在這以前，各衛星國不僅被史達林蓄意切斷了同西方的交往，而且被他割斷了相互間的聯繫。此外，它們還因對蘇聯有利的各種不平等的貿易條約和發展協定而受到無情的剝削。克里姆林宮讓東歐不加區別、毫無經濟意識地執行其「工業化、工業化、再工業化」的命令。在東歐這一地區，到處是史達林的「累贅」——巨大的工廠，這些工廠很難弄到所需的原料，其產品也只有通過向工人支付標准以下的工資才能在世界市場上競爭。
